2008-03-05

[社会大妥协不容再拖] “以辞职背水一战,说服各方认识改革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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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瓦森纳协议签署之后,我仍必须不断说服国民。反对势力的牵制也持续不断。(为说服各方认同社会协约的必要性)足足花了4年,最终我在1986年成功连任。”

通过社会大妥协奠定“荷兰奇迹”基石的荷兰前首相鲁德·吕贝尔斯(69岁,见图)强调:“政治家必须始终与国民沟通,努力把国民的梦想和要求纳入政策。”

20世纪80年代深陷严重经济衰退的荷兰,在吕贝尔斯前首相主导下,推动以劳资大妥协和扩大激励为核心的瓦森纳协议,成功跃升为今天的“强小国”。吕贝尔斯前首相当时缩减财政赤字、大幅削减公务员工资,率先作出示范,并说服劳资双方,取得了社会大妥协这一宝贵成果。

在整个访谈中,他以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具体说明了社会大妥协在一个国家扎根并不容易,以及为克服这一点领导人需要具备什么。

他所认为的社会大妥协成功秘诀是什么?

“关键在于消除公众‘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必然只有短期视角’的认知。”

意即国民对政府和政治家的信任是核心,成败取决于把这种信任建立得多牢固、多广泛。

今年2月中旬到访的吕贝尔斯前首相的办公室,位于一套约100平方米的小公寓内,可以开阔地望见鹿特丹的马斯河水流。对于因这位担任荷兰首相长达12年的政坛元老过着“平凡”生活而感到陌生的采访团,他热情地予以迎接。

—韩国社会现在为了再上一个台阶,迫切需要社会大妥协。因此,比我们更早成功实现社会大妥协的荷兰是非常重要的对标对象。1982年瓦森纳协议签署时的情况如何?

▦瓦森纳协议是在我就任前不久达成的。但在政府成立之前,我已明确表示有意直接介入劳资之间的自由协约。当时已准备好的名为“新政府计划(Plan of Incoming Government)”的方案,包含缩减财政赤字、恢复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抑制工资上涨、共享岗位等内容。

此后,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克里斯·范·芬邀请工会总联盟代表维姆·科克到家中单独会晤,达成了瓦森纳协议。从这一点看,吕贝尔斯政府的登场与瓦森纳协议可以说有相当深的关联。

—当时政府大幅削减了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在韩国社会是难以想象的结果。是哪些因素起了作用?

▦1983年9月,我在议会表示“现在必须得出结论”。因为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随政府成立宣布的计划进展迟缓,我判断不能再等。政府率先宣布将大幅削减公务员工资,社会保障待遇也逐步减少。结果,劳动者的工资也下降了1.0%~1.5%。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工会发生了严重冲突,但最终政府的立场被接受。

—也有过难关。据资料显示,就任首相满两年后的1984年,荷兰失业率激增,每月减少10万个岗位。当时您曾表示,若失业者超过100万人就辞去首相职务。

▦尽管出台了改革措施,失业者仍持续增加。我明确表示了强硬立场:如果失业者继续增加、全国超过100万人,我就辞职。人们认为这(减少失业者)不可能,但我有信心。

当时作出附条件辞职的宣言,根本上是为了就改革一旦实现后的成效与社会沟通,让国民产生信心。因为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所以需要努力让他们抱有积极态度。

—那么,说服国民接受通过社会协约推进改革这一政策,花了多长时间?

▦一直持续到(为连任的)竞选活动开始,为期4年。当时必须承受对瓦森纳协议持否定立场的反对派的牵制,同时还要说服全体国民。然而选举结果是,国民把票投给了我。

我想大概是因为依据瓦森纳协议的振兴景气政策使经济正在逐步复苏。这4年间共有四次危机,我不得不不断说服国民。

—您认为荷兰经济改革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我首先努力与国民充分沟通,必须让大家确认我们处于何种境况。并且我说明,问题不是政府一方能够解决的,而是我们所有人必须自己解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就业,对此我采取了灵活的方式,即不是为所有人提供全日制岗位,而是提出兼职工作。撑着过度福利伞的国民甚至感受不到工作的必要性,因此改变这种认知很重要。

—那您为什么提出兼职?

▦在(不劳而享福利达到极点的)90年代初,我宣布“荷兰病了(Netherlands is sick)”。最重要的是让更多人参与就业,我认为与丈夫整天工作、妻子在家相比,丈夫一天工作6小时、妻子工作4小时更有效率。

结果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计算,工作时间不就增加了1.4倍吗?为此,劳动市场需要变得更加灵活。

—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您长期担任首相,认为政府领导人应具备的领导力是什么?

▦正如已经提到的,除了与公众沟通之外,还必须消除国民对政治家可能持有的一般认知。国民不是认为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而只有短期视角吗?必须向他们证明并非如此。

另外,国民认为政治家会根据自身的经济利害关系来决定政策。我在这一点上算是个例外,我坚持一个原则生活:不为自己花费超过个人所缴税款的钱。前不久担任联合国高级专员时,我把工资全额捐了出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为导出对我和对话对象双方都有益的结果而苦思的态度。

● 吕贝尔斯前首相 治愈“荷兰病”,创下在任最长首相记录

荷兰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1982~1994年)的首相鲁德·吕贝尔斯。他历任财政部长后于43岁就任首相的80年代初,荷兰经济几近崩溃。

由于70年代过度的福利支出和石油危机等原因,该国自1981年起实际经济增长率跌入负值。企业投资意愿极度萎缩,失业者也人满为患。

在1982年选举中执政的吕贝尔斯前首相,提出以改革福利制度和抑制工资上涨来创造就业,作为破解“荷兰病”的对策。但要推进这些,首先必须以劳资之间的妥协为前提。

最终他表明,若劳资无法就抑制工资上涨达成一致,政府将积极介入,这促成了劳资的让步与共识。这便是1982年11月签署的“瓦森纳协议”。

依照吕贝尔斯前首相处方的社会大妥协取得成功,显现出明显成效。1980年至1983年为-0.3%的荷兰实际经济增长率,在1984年以后至1996年达到2.5%。国际社会评价称:“荷兰通过社会大妥协的‘圩田(荷兰语中意为围垦地)模式’创造了奇迹。”

90年代初期经济陷入萧条时,他再次说服劳资双方,于1993年12月促成第二份协约“新路线协约(A New Course)”,没有放松改革的缰绳。

专家们评价称:“基于准确的现实认知、以一贯目标行使强有力主导权的吕贝尔斯式领导力,是荷兰改革成功的因素。”

他从首相职位退任后,2001年至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目前担任名为“鹿特丹气候公民倡议”的环保团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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