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瑞典瓦伦堡家族与工会领袖会面的地点——斯德哥尔摩郊外的萨尔特舍巴登大饭店。瓦伦堡将工会代表邀请至此,达成了共生的协议。
从被称为“水之城”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步行约10分钟,便能看到一座6层的古典建筑。只有挂在建筑外的一面写着“Investor AB”的小旗,表明这是瓦伦堡的控股公司。这符合家族“存在,但不显露(Esse non videri)”的传统。
人们通常认为瓦伦堡家族是瑞典首富,但真正的巨富是家具公司宜家(IKEA)的英格瓦·坎普拉德董事长。
近来包括坎普拉德董事长在内的许多瑞典企业主为逃避沉重税负,将总部迁往瑞士。但瓦伦堡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设立多个基金会将财富回馈社会。平日生活简朴、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瓦伦堡受到瑞典国民的信赖,因此其在1938年成为萨尔特舍巴登大妥协主角并非偶然。
有人认为瓦伦堡是被工会总联盟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妥协。但不应忽视,亲身践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瓦伦堡在罢工与冲突导致共同毁灭的危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力,促成了大协约。若只考虑个人与家族的安逸和致富,他们本会选择离开瑞典,而不是承担沉重的责任。
Investor AB发言人海伦·约翰松评价说:“瓦伦堡追求瑞典的长期发展”,“他们重视劳动者的价值,并将实现稳定发展置于最优先地位。”
瓦伦堡为大局利益而奉献这一事实,也可从“财富回馈社会”中得到确认。每年举办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世人关注的诺贝尔基金会——外界一提到瑞典往往就想到诺贝尔基金会,但瑞典国民首先想到的是克努特与爱丽丝·瓦伦堡基金会。
该基金会持有资产就达300亿克朗(4.68万亿韩元),瑞典出身的基础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大多是在该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始研究的。Investor AB每年将分红投入克努特基金会以及玛丽安与马库斯·瓦伦堡基金会、马库斯与阿马利亚·瓦伦堡纪念基金会。
瓦伦堡的领导力也是“贵族义务”的产物。瓦伦堡很早就将炫耀财富视为耻辱。据说他们以朴素的姿态与邻居相处,子女在夏天还要拔除庭院杂草、做家务。
过去150多年间,瓦伦堡之所以能通过企业作出社会贡献,很大程度上依靠将经济增长托付给他们并给予全力支持的政府和工会。如果社民党政府没有引入1000比1的差别表决权,也没有给予瓦伦堡基金会免税优惠,瓦伦堡的控制权将难以维持。瓦伦堡的领导力背后,稳固地存在着这种来自企业外部的合作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