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劳资领袖在每个危机时刻都发挥了说服与妥协的领导力,成功跃升为全球物流枢纽。在被称为欧洲三大物流中心的鹿特丹港,从韩国等世界各地涌来的集装箱如小山般堆积。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降低爱尔兰面临的经济风险,强化我们的竞争力和经济的生产能力。”(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2月15日劳资民政协议会上)
位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的都柏林城堡。这里因爱尔兰决定国家重要政策时利益相关方齐聚一堂展开彻底辩论而闻名。
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到访的2月15日,正逢政府及劳资、市民团体代表新年首次聚集于都柏林城堡,因过去27个月的工资指导方针将于3月底到期,他们举行首次会晤,以事先探讨替代方案的新协议以及明年开始的第八次协约。
伯蒂·埃亨总理在这一场合强调的是,虽然理解各方利益,但高于一切的价值是强化爱尔兰的经济竞争力。据称,出席会议的各阶层代表也自然地接受了埃亨总理强调的这一点。
埃亨总理是以强势领导力成功实现三连任、并为爱尔兰高增长和北爱尔兰和平谈判签署作出贡献的人物。在第六次协约(2002年)谈判时,劳资政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他亲自提出调解方案并展开说服,戏剧性地促成了协议。
爱尔兰企业与雇主联合会(IBEC)首席研究员费加尔·奥布莱恩评价说:“正因埃亨总理的领导力,社会协约才能正常运转”,“如果他退下来,将对爱尔兰社会伙伴关系的未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纵观欧洲等世界各国的大妥协案例,不难发现无论在政府方还是雇主方,确立领导力都起到了主导作用。政界不依赖劳资间的自主妥协而发挥强大推动力,劳资领袖也怀着照此下去将同归于尽的迫切危机意识,说服工会成员和企业主走上谈判桌。
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以西西里地区遗留的陋习“世仇复仇”为例,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所谓世仇复仇,是指自家族的人被其他家族杀害后世代相传进行报复的惯例。
张教授强调:“至少在开始做某件事时,需要忘掉过去、以‘零基础’接纳,并且换位思考后再对话的领导力。”他指出,只有具备为拉近彼此不同“视线高度”而让步和说服的姿态,社会大妥协才能实现。
1980年代初掌权的荷兰中右翼政权总理吕德·吕贝尔斯一上任就向国民和社会发出带有威胁意味(?)的信息,称若不妥协就可能垮掉。
吕贝尔斯总理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强硬姿态,是因为当时情况实在严重。由于福利体系过于松散,经济活动人口600多万人中有100多万人靠残障保险“不劳而食”,副作用严重。
上月与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见面的他回顾当时情况说:“我努力与国民充分沟通”,“我只是强调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以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能解决的,而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
对社会大妥协反应冷淡的劳资领袖也积极响应。雇主联合会会长克里斯·范维恩有一天突然邀请工会总联盟代表维姆·科克前往瓦塞纳尔宅邸,撸起袖子行动起来。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发挥说服、妥协与让步的领导力,最终成功促成了“瓦塞纳尔协议”。
然而,因“沟通政治”的缺失、领导力的消失,危机再次来袭。2004年10月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30多万名劳动者参加示威。原因是当时以基督教民主联盟(CDA)为主轴的联合内阁无视社会协约的基本框架推进养老金改革。
主管荷兰劳资协议的劳动基金会秘书长扎尼·穆尔兰表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像2004年那样的大规模示威”,“面对打破协议框架、强行推进的改革,国民不仅不信任政策,更不信任政府本身。”
最终当时的内阁下台,荷兰重新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他们相互让步,于同年11月就退休金与退休年龄签订了“秋季协约”。也就是说,只有在付出领导力缺失所带来的高昂代价之后,社会协约才成为可能。
瑞典自1938年萨尔特舍巴登协议以来维持数十年,并非只有瓦伦堡这样杰出企业家的功劳。一个巴掌拍不响。就瑞典而言,说工会领袖的洞察力与领导力造就了如今的福利国家体制也不为过。
特别是1930年代随着社民党执政而确保力量优势的瑞典工会总联盟(LO),采取了承认经营权而非企业国有化的实用路线,强力支持企业活动。瑞典工会对“提高生产率”非常积极,也与这种领导力不无关系。
二战后处于苏联影响圈内的芬兰工会领袖同样实践了实用主义的阶级妥协而非极左路线,尽管当时共产党攻势强劲,仍赢得了劳动者和国民的支持。如果芬兰走上共产化道路,显然不可能建成竞争力世界第一的福利国家。
生产者工会总联盟(SAK)理事佩蒂·帕尔曼内表示:“包括引领1990年代的劳里·伊哈莱宁在内,此前的工会领袖并非只追求工会自身利益,而是提出并说服长期的大局政策,获得广泛支持”,“工会领袖清廉透明这一点也为领导力增添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