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社会大妥协的基础是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始终把协作、诚实、关照弱者内化于身,因此进入社会后也共享相似的认知,形成相互合作的氛围。”
芬兰经济研究所所长佩卡·于莱-安蒂拉(Pekka Yla-Anttila,见图)强调:“要实现社会大妥协,首先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教育。”
安蒂拉所长说:“北欧国民在毕业步入社会之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品性”,“这就是劳资政协议能够轻易达成的秘诀。”他解释称:“芬兰的社会资本反而优化得过于充分,甚至可能妨碍创新。”
安蒂拉所长表示:“失业者免费,有收入者也能以低价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和托儿所,从3岁起就把子女培养成人力资本。”他接着自豪地说:“芬兰学校不进行排名式竞争,但学生的学业成就十分优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面向15岁学生的学力测试中连续三年获得第一。”
安蒂拉所长介绍说:“芬兰人的特点是诚实与安静”,“父母总是教育子女必须诚实。”他还分析称:“信任、守法等要素也很重要”,“得益于透明的社会,因经济不透明而产生的成本较少,经济运行高效。”
对于“社会大妥协对芬兰经济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的提问,安蒂拉所长强调:“芬兰没有资源,是知识经济,即靠头脑运转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妥协极为重要。”他解释说:“没有共识与沟通,就难以获得并运用知识”,“中央集权式的工资谈判体系和劳资政协议制运作良好,社会大妥协因此进展顺利。”
安蒂拉所长说:“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罢工并不多,但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一些矛盾”,“随着失业率逼近20%,出现了关于大妥协和知识经济的共识,诺基亚也从那时起开始了手机业务。”他表示:“此后10年经济运转良好,也没有罢工”,“没有罢工的原因是,即便自己的岗位消失,国家也会创造新的岗位,生活水平不会改变。”
安蒂拉所长判断称:“我认为韩国也正迎来需要社会大妥协的时期。”他强调说:“要达成社会共识,能够容纳个人诉求的制度与组织必不可少”,“需要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媒体与工具,还必须建立起可以进行沟通的公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