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02

[社会大妥协不容再拖] 芬兰:“怕伤及团结”…小规模罢工也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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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最近全国都在为一家造纸厂的处置方案争论不休。位于芬兰北部的老牌造纸企业凯米耶尔因失去竞争力而决定关闭工厂,工人们随即涌向政府大楼,持续两个多月举行示威,反应十分激烈。

在韩国,罢工早已司空见惯,民众多半漠然置之,但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劳资纠纷的芬兰人却称之为“凯米耶尔事件”,忙于寻找对策。

中央政府甚至专门成立工作组来解决凯米耶尔问题,足见其重视程度。这体现出一种态度:对长期努力维系的社会整合体制,连细微的裂痕都难以容忍。不仅政府,公民团体和工会方面也广泛认同,即使在工厂关闭的情况下,也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

芬兰企业联合会理事塞波·里斯基表示:“过去十年有许多企业关闭工厂,但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矛盾”,“在凯米耶尔工作了三代的工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全国民众都为之惋惜。”

芬兰这种社会整合精神,源自过去痛彻心骨的经验。芬兰曾因左右翼内战有1万多人战死,20世纪90年代初又因前苏联解体引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恐慌,甚至实行了配给制。此后芬兰的左右翼势力相互妥协,转向福利与增长并重的战略。

芬兰国家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韦萨·维赫里亚拉介绍说:“内战之后,芬兰国民形成了不要敌对、要达成妥协的共识”,“基于左右翼对立冲突过程中社会成本过高的教训,实现了社会大妥协。”

距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东北约14公里的希斯塔(KISTA)。这里是瑞典代表性企业爱立信的研发(R&D)中心、诺基亚、德州仪器(TI)、皇家理工学院以及众多风险企业云集的信息技术(IT)圣地。今年以来,这里企业裁员之风刮得很猛。

爱立信于2月1日以去年业绩恶化为由宣布裁员1000人,相当于其1万9800名员工的5%。此前,爱立信瑞典工厂已有约4000人离职。

若在韩国,工人早就头缠红带、开始罢工和静坐了。但瑞典被解雇的工人和工会方面反应十分从容,罢工或示威几乎见不到。

在希斯塔遇到的特蕾丝·法尔克说:“被解雇了就出国旅行一两个月,再进别的公司就行”,“有失业补助,岗位也多,不担心。”爱立信蓝领工会Unionen的奥克·约尔特斯滕也表示:“裁员的新闻每个季度都有,我们已经不觉得惊讶了”,“只希望能更早一点通知我们。”

即使大规模裁员风暴袭来,瑞典工人不但不去示威,反而因休假季到来而高兴。如此爽快地接受企业结构调整,背后是通过社会大妥协构建的坚实社会安全网、对共同目标的共识以及相互信任。瑞典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埃兰德·奥劳松解释说:“在瑞典,失业后政府会支付相当于此前工资70%至80%的失业补助”,“职业培训项目也很完善,再就业并不难。”

由于失业并不威胁生计,瑞典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现象也难以见到。这得益于1938年萨尔特舍巴登大妥协之后,瑞典在“国家是国民之家”的口号下追求充分就业,同时建立福利体系,从根源上阻断了贫困与两极分化问题。

当时,工会方面尽管拥有强大的组织力和社民党执政的力量优势,却没有将企业国有化,而是保障企业主的支配权,让其承担经济增长和就业责任。此外,总工会(LO)在中央层面统一推进劳资协约,大幅降低了劳资谈判成本。同时建立“同行业同工资”的连带工资制体系,消除了工资差距。

企业承诺承担生产性投资和社会福利财源,并付诸实践。政府尽管当时国民收入仅1万美元,仍不断扩充福利体系。劳资政三方找到了共赢的解法。瑞典企业联合会(CSE)理事斯韦克·鲁德贝里评价说:“20世纪初瑞典非常贫穷,大批人移民美国、英国”,“为克服困难而达成萨尔特舍巴登大妥协,结果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社会整合和福利国家建设。”

正是通过社会大妥协克服了左右意识形态对立,并为经济弱势群体设立保护机制,从而实现了社会整合。

爱尔兰更进一步,将“向贫困宣战”作为社会大妥协的主要课题,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列为首要目标。在第七次社会协约中,爱尔兰提出“迈向2016年”的口号,还制定了对移民劳工的保护政策。

爱尔兰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NESC)秘书长罗里·奥唐奈强调:“海外移民劳工急剧增加,对整体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保护处于低工资和恶劣环境中的移民劳工的政策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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