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中既有应从产业政策层面大规模承担农业、加以培育的群体,也有应作为福利政策给予生计支援的群体,但由于未能甄别对象,政策变得不伦不类,这才是问题所在。若采取一律化的政策,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难以让农业竞争力有明显提升。”
某国策开发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委员曾因发表批评过去农业对策的论文而饱受抗议,他这样指出了投入巨额资金的过去十余年农业政策的问题,并强调“政府应按照市场走向配置资源,集中精力提升农业竞争力”。他表示,为解决眼前爆发的问题而推出逆市场的政策,其结果总是带来更大的副作用和竞争力下降。
自1992年以来,历届政府为应对市场开放,以提高农户生产率、实现农业自立、稳定农民收入等为目标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农户负债年年增加,无一年例外。农户平均负债规模从1994年的789万韩元膨胀到2006年末的2816万韩元。显示投入资本创造多少附加值的资本生产率,在此期间从0.65大幅倒退至0.36。直到90年代中期,农户收入还能达到城市劳动者的95%以上,而2006年农户收入仅为城市劳动者家庭收入的78%左右。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和年表示:“我认为用于农业发展的预算规模是充足的”,“只是在预算分配上没有进行有效审查,因而未能实现国际竞争所需规模的竞争和生产率提升。”
文人政府时期为对抗市场开放、培育竞争力而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但获得政府贷款的农户投资集中于难以进口的新鲜水果或部分畜牧领域,导致过剩生产引发价格暴跌,这是典型案例。因此,经过文人政府时期,农户负债累积到严重水平,成为削弱农业部门体质的原因。结果是在未能制定长期有效的农村结构改善或支援方案的情况下,被政治逻辑裹挟而滥用“打补丁”式政策,从而拉低了我国农业的成长潜力。
农业结构改善滞后导致的成长潜力下降,又引发农业人口迅速流失,最终在我国粮食安全上捅出了漏洞。农业人口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服务业,耕地面积和产量日渐减少,由此带来的成长力下降又加速农业萎缩,与此同时,世界真真切切地迎来了“粮食危机”时代。尽管十余年前专家们就持续提出粮食安全的必要性,但我国除大米之外,既没有粮食储备,也没有进军海外农业市场,为凝聚个体农户竞争力的韩国农协结构改革也未能实现。
忠北大学名誉教授成镇根指出:“如今世界粮食库存率已降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粮食危机’基准值15%”,“在国际资本从石油转向粮食、世界各国‘圈地’不断推进之际,我国却以生产率低为理由减少农地,并让巨额农业相关基金闲置”,国际谷物市场的监测也同样如此。
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成明化表示:“在全面市场开放时代,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而在当前农业现实下,民间没有进入的吸引力”,“通过取舍与集中确保国内粮食基础,并制定稳定的进口政策,已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