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区开车约20分钟,就能看到世界级金融公司ING集团总部大楼。11日记者到访时,虽是工作日,却随处可见不少空位。据说ING引入了弹性工作时间,让员工可自由确定休息日,以便在周中也能与家人共度时光。
负责传播业务的维克托琳娜·德·布尔笑容满面地说:“周中休息日员工会花很多时间陪孩子,所以我们称之为‘爸爸日(Papa Day)’或‘妈妈日(Mama Day)’。”
该总部员工中约65%为每周工作32小时、即只工作四天的非全时劳动者(非正规职)。布尔表示:“家庭与职场生活都令人满意,不才更有生产力吗?”“大多数员工都偏好这样的工作制度。”
在我们看来宛如梦境的他们的职场生活,是如何实现的?正是因为劳、资、政三方凝聚共识,达成了“社会大妥协”,并借此在经济增长、尤其是创造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在荷兰等北欧当地会见的专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如果想要岗位,现有正规职就要在工资问题上作出让步,雇主与政府方面也要有相应回应。”
对于青年层体感失业率接近20%的韩国而言,这无疑是值得一听的部分。
直到几年前,荷兰也和我们一样苦于长期性失业。在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的1981年至1983年间,30万个岗位消失,失业者一度升至80万人。20世纪80年代荷兰的经济增长率为0%。
但自1983年起就业者每年增加2%,最终去年成功将失业率降至5.5%。
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关键就在1982年11月,荷兰雇主团体VNO-NCW时任会长克里斯·范·芬与最大工会团体FNV会长维姆·科克缔结的“瓦森纳协议”。
劳资双方以“抑制工资上涨”交换了“缩短工时及岗位再分配”。
“人为抑制工资”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主管社会协约的经济社会协议会(SER)发言人扬·比温克解释说:“即便抑制工资上涨,劳动者的态度也会因作为回报能获得何种保障而不同。”
政府送给接受工资抑制的劳动者的“礼物”是减税。1982年至1997年,荷兰国民的税负平均减少2.8%。同期欧盟(EU)国家的税负反而增加2.6%。
荷兰劳动基金会事务局长雅尼·穆兰表示:“2004年也以完全冻结工资上涨为代价减免了所得税。”“这样的相互努力带来了财政赤字减少和物价上涨抑制,个人购买力反而增加了。”
荷兰的情况是,通过工资抑制和缩短工时创造的岗位由非全时劳动者填补。这与通过协商创造岗位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也是独特案例。当然,非正规职与正规职之间没有差别待遇,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雇佣也很稳定。
以地价高昂闻名的爱尔兰都柏林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如今这里挤满了从各地涌来的购物者,映照出爱尔兰的经济繁荣。这里让人真切感受到,曾被当作“被遗弃的孩子”的爱尔兰已变身为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富国。
爱尔兰失业率的下降趋势引发世界惊叹。在负增长持续的1987年高达17.4%的失业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到2005年降至4.1%。
爱尔兰经济增长的解法同样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妥协。
爱尔兰劳资政三方于1987年就第一次社会协约——国家经济复兴计划(PNR)达成一致。由此,三年间工资涨幅被限制在2.5%以内,政府则下调所得税率以减轻国民负担。爱尔兰每三年签订内容更新的社会协约。
工会方面也对这样的协议感到满意。爱尔兰最大劳动团体ICTU的经济顾问保罗·斯威尼表示:“工资抑制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和实现增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对话达成的共识不仅强化了工会的力量,在全球化时代也值得作为良好战略。”
进驻瑞典的跨国企业今年以来因无法及时在当地招到人力而心急如焚。Samsung Electronics当地法人负责人黄成洙透露:“目前在瑞典无论是高级人才还是简单劳务职,招人都不容易。”“在人力市场发出招聘信息到完成录用需要9个月。”
出口比重超过50%的瑞典是“劳动型福利国家”。若无法创造岗位,充分就业→收入稳定化与福利财源供给→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模式必然崩塌。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岗位是瑞典模式的核心。
瑞典同样是靠劳资大妥协作为关键,摆脱了19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实现了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瑞典企业联合会(CSE)理事斯韦卡·鲁德贝里表示:“依照1938年萨尔特舍巴登社会大妥协的传统,我们不是通过斗争和对立,而是通过对话和谈判,按行业签订工资与集体协约。”
芬兰经济研究所所长佩卡·伊利亚·安蒂拉分析说:“芬兰近10年几乎没有经历罢工事态。”“这是因为寻找新岗位并不困难,生活水平完全不会改变。”意即社会大妥协给劳动者带来了生活稳定这一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