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社会大妥协之路] 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特别专访 “国家经营框架,须以50年、100年的眼光来设计”我们社会已接近增长临界值若不能营造新环境,跃升将十分艰难
剑桥=记者朴泰俊 june@sed.co.kr
很早就向韩国社会抛出“社会大妥协”这一颇具分量议题的张夏准教授,要见到他并不容易。今年初,张教授出版《坏撒玛利亚人》美国版,为此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约定时间极为困难。
采访当天,为从伦敦市区前往剑桥,清晨便驶入M11公路,但或许因为天气晴朗得不像英国,接连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道路堵塞,只能在本就陌生的伦敦近郊乡间小路上一路疾行。
比约定时间稍晚抵达剑桥大学研究室时,张教授以其特有的开朗神情迎接了记者。三四坪左右的研究室四面堆满了大量原版书籍,令人联想到一座小型图书馆。
“社会所有成员都应抱有‘情况可以改变,任何事都可以让步’的视角。如果只怀着‘这能行吗’的怀疑,就绝对无法达成妥协。”
整场采访中,张教授强调社会大妥协的必要性,称“这不是我们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宿命’”。这是一种警告:我们社会在现阶段已接近增长临界值,若不能营造新的社会环境,便难以跃升至更高阶段。
事实上,张教授的社会大妥协论一直遭到左右两派的批评。左派批评其亲财阀,右派则指责其动摇市场经济根基。但在听他讲述的整个过程中,不能否认世界级学者诺姆·乔姆斯基那句“张夏准的警告令人毛骨悚然,却不能不认同”变得真切可感。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我国出现了各种以修正过去错误模式为名的议题。自称进步的人士试图纠正财阀的错误,市场主义者则顺应当时潮流追求市场开放。然而过去10年的结果不是令人失望吗?增长不行,投资不行,就业也变得不稳。谈大妥协的基调背后就是这样的分析。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国如今会处于这样的境地’。”
这是对“当下我们社会为何需要‘社会大妥协’”这一提问的回答。
张教授强调,“(需要社会大妥协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市场与金融制度的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自由化,并购(M&A)变得容易。趁着外汇危机,大量把金融利益置于国民经济利益之上的外国资本涌入。如此一来,企业必须创造大量短期利润,并在利润中提高分红率。为了创造短期利润,投资比过去减少,也不进行雇佣。即便雇佣也以非正规职为主,一旦人工成本看起来要上升就将其辞退,于是‘二十来岁太白(失业者)’‘四五十岁被裁’‘五六十岁还在职就是小偷’只能被大量制造出来。”
他的意思是,企业无法投资、国民也饱受就业不安困扰的状况,即“没有任何人幸福的现实”,正是需要社会大妥协的充分条件。
整场采访中,张教授穿插比喻与事例,明快地指出我们社会的现实课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间或表现出些许慎重,说“我的主张也可能不是正确答案……”,但始终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延续对社会大妥协正当性的主张。
“现在新政府说只要进一步放宽监管,投资就会顺畅,但过去投资远远更多的时候,监管比现在更严。放宽监管固然重要,但只是第二位的因素。如果能赚钱,哪怕要盖100个章,不也会开工厂吗?参与政府时期,因为过去投资过剩,我反而主张应该减少投资。”
对于随着新政府成立、企业投资意愿显现复苏迹象的状况,张教授也没有掩饰“仅靠放宽监管并非最佳方策”的批判性视角。
“(无论加强还是放宽监管)我认为两者都没有把握到根本问题。必须从结构上解决。为消除经营权不稳问题,可以设立经营权防御装置或加强资本市场管控,给企业送上礼物;而国民也应从企业那里取得该取得的东西。只有相互交换安全装置,我国经济的活力才能提升。”
若按其主张的字面意思接受,企业是否真的只要解决经营权问题,就愿意与其他经济主体妥协?
“如果在白纸上作画,可以想象出很多东西,但站在当下财阀的立场,他们唯一缺的就是那一样(经营权稳定)。正因为国民手中握着这一样,才说要重新设计新的框架。因为他们执着于经营权,缺的也只有那个,所以才说用这张牌来谈判。”
一句话,他指出的是:让企业家不必感到经营权受威胁、为其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是应当更优先解决的问题。
笔者好奇张教授对李明博政府促成“社会大妥协”的可能性评价有多高。
“反倒是这样的政府能做到。美国与中国建交是尼克松做成的。正因为尼克松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其他势力才会同意。如果尼克松是左派倾向的,其他政治势力就会怀疑他是否别有图谋而不会同意。恰恰因为他站在对立面,才做得到。此外,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人是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他冷酷无情地镇压工会,但判断他们的部分主张有道理,于是建立了福利制度。因为新政府被称为亲企业,所以我认为它与工会妥协反而可能更顺利。”
他强调,要解开社会大妥协这一课题,我国政府的作用比任何主体都更大。
“我国企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支持成长起来的,因此国家不是旁观者。任何国家政府都重要,但我国国家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瑞典的工会和雇主组织率都很高。经济团体只有一个,全国性劳动团体也只有一个,政府只需调整方向即可。而我国经济人团体有五六个,劳动团体有两个,组织率还低。此外还需要有国民各领域的代表,而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
这是主张社会大妥协最终须由政府主导。
笔者提问:其余主体是否只能从属地跟随?张教授的回答是“并非如此”。
“在我国,社会妥协不能只靠劳资之间的妥协,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参与,正因如此,需要国民与政府对话的姿态。然而在政治层面上总是剑拔弩张。政府不与国民对话。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一味以‘正确’为由强推。我们社会必须以未来50年、100年的眼光来设计框架。那么花上两年三年来对话不也可以吗?虽然确实需要快,但因为有人阻碍就强行推进,还训斥说‘这是对的,你为什么想错了?就因为你国家要亡了’。只要摆脱这种想法,大概就能看到办法。必须抱着本届政府做不成、下届政府也可以继续做的决心去投入。”
当天的采访远远超出预定的1小时30分钟,一直延续到午餐时间。只可惜他有一个必须出席的研讨会,采访不得不匆匆结束。
最后,张教授建议:“领导者必须摆脱必须马上看到成果的急躁症。”
张教授的忠告是:不要执着于两三年的短期成果,而应“以50年、100年的眼光,重新设计国家经营的框架”。
● 张夏准教授 跨越进步与保守 提出独特经济理论 受世界学界关注
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自1990年起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以跨越进步与保守、发挥独特想象力的经济理论受到学界关注。
2002年,张教授出版警告盲目全球化与对新自由主义赞美之危险性的著作《踢掉梯子》,获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颁发“缪尔达尔奖”。2005年,他成为美国塔夫茨大学主办的里昂蒂夫奖历来最年轻、也是首位韩国人得奖者,被评价为“最受关注的少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