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社会大妥协之路] 韩国经济“Back to the Basic” 新政府“振兴经济”长征已现伏兵沉迷零和游戏则无希望…社会协约精神尤为迫切劳、资、政、市民社会汇聚智慧 开辟“先进韩国”之路
据称日均涌入8万人的首尔清溪川。如今已成为首尔名胜,但清溪川复原工程在初期也曾历经无数曲折。因长期施工不得不关店的商户激烈抗议,市民也因交通不便而并不乐见。
然而,时任首尔市长李明博等市政府相关人士与商户见面多达4000余次,就清溪川复原的正当性与积极效果进行说服。他们与商户把酒交谈,阐明为何这是必需的工程、复原后销售额将增长多少,并提出具体数字,最终使其改变了想法。
忍受短暂不便、甘愿承担经济损失的周边商户与市民所展现的妥协与让步精神,最终为所有人带来了“双赢”的利益。大妥协的经验随着时间推移化为宝贵成果。
专家们一致认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正是把“第二个清溪川”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全国各地。
25日,李明博政府拉开了长征的帷幕。观看就职典礼的全体国民的期盼与希望只有一个:让陷入垂死状态的经济复活。
全体国民以迫切的心情双手合十祈愿,能够摆脱过去10年夺走韩国经济活力的低增长枷锁,创造第二次“汉江奇迹”。
李明博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让我们超越理念的时代走向实用的时代,超越斗争的时代开创同行的时代”,“劳资应各让一步、相向而行”。新政府把社会融合与劳资政大妥协列为国政课题之首,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延世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浩起表示:“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从小事开始达成共识、分阶段解决,积累宝贵经验”,并强调“即使速度稍慢,也应通过大妥协明智地解决国家重大议题”。
摆在新政府面前的课题绝不轻松。
如何克服1997年外汇危机以来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融合?又如何重振陷入低增长泥潭的经济,重新点燃增长火种并扩大分配?
环顾我们周围,很快就会意识到,期待玫瑰色的未来并不容易。
政界已就新政府组阁与总选举陷入党派之争,工会方面则早已放话“要搞一次真正的总罢工”。
过去10余年积累的劳资对立、增长与分配矛盾,以及全球化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弱势群体扩大,仅靠增长优先政策难以解决。尤其是共同体意识的消失,伴随中产阶层崩溃、两极化、理念对立等社会分裂,已到了不能再放任的状态。
有观点对以增长为先的新政府能否治愈两极化与社会分裂持怀疑态度。科学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郑承日表示:“不少人称李明博政府是新自由主义的化身”,并指出接管委员会提出的190项课题中福利政策的问题。
先进国家绝不可能仅凭统治者或政府任何一方之力达成。只有政府以及企业、劳动界、市民社会共同正视韩国社会的现实与局限,为共同目标作出让步与体谅,达成社会共识即大妥协,才能建成先进的大韩民国。
未来5年是我们能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最后时间。这正是为何克服只顾自身份额的即时性、片面性思维,寻找能实现共同体发展的大局性方法论的社会协约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若韩国社会像现在这样丧失共同体目标与团结意识,如沙粒般散落进行消耗战,未来必然黯淡。越是沉迷于只为保住饭碗的零和游戏,就越无法把蛋糕做大、建立宜居的社会体系。
专家强调,为打破这一困局,应停止强迫对方让步与牺牲的“都是你的错”式做法。相反,应共同商议,在破除过去陈旧框架的同时,建立符合韩国国情的新发展模式。延世大学研究教授金仁春诊断称:“韩国的发展模式已陷入僵局”,“开发型国家已衰退,新制度虽被引入,但发展模式的转换并未真正实现。”其主张是,需要通向先进韩国的新范式。
事实上,欧洲发达国家正是通过社会大妥协克服了严重的罢工与劳资矛盾,同时抓住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扩充福利这三只兔子,铺就了建设今日富国的康庄大道。
所谓“瑞典模式”的权威、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马格努松建议:“细看韩国的工业化历史与国家战略,在许多方面与瑞典有诸多相似之处”,“社会大妥协要想成功,首先必须认识到,通过工业化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并以此达成社会保障。”
如果市民社会与劳动界、企业、政府自发凝聚一体实现社会大妥协,韩国社会的矛盾结构将转变为“融合的熔炉”。在遵守法律与秩序、相互尊重之中确立健康的批评与合作文化,就能建成大国韩国。
汉阳大学教授林相勋断言:“要有力推动新的国家模式,首先必须先有劳、资、政等各经济主体就新发展模式达成共识的社会大妥协”,“若社会共识未能真正形成,任何政府都无法推行有实效的政策。”
● 消除围绕“社会大融合”的误解亦属紧迫
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需要社会大妥协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西方作为国家战略加以运用的社会大妥协是否适合韩国国情,确实一直存在争议。部分人以工会组织率偏低和经济规模差异为由,草率判断其不适合我国现实。对此,专家批评这是未经深入思考便自行放弃实用有效战略的轻率之举。
◇只适用于小国=通常只有强小国被当作成功案例提及,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也曾尝试,并取得了相当成果。
从北欧强小国的研究案例来看,社会大妥协发挥强大力量的国家,并非因为规模小,而是具有比起国内需求更依赖海外市场、即以出口为中心的开放经济特征。这与韩国一致。此外,韩国的竞争对手美国、日本、中国等都是拥有广阔国土与庞大人口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韩国的经济规模不能算大。
◇与李明博政府不符=也有主张认为,大妥协由中左政府主导,因此与李明博政府的政策路线不符。但被列为成功案例的荷兰,1983年主导瓦森纳协议的政权正是中右的吕贝尔斯内阁。此后荷兰的中右政权执政12年,使社会共识更加牢固。奥地利同样是右派的国民党在社会妥协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只对工会有利=瑞典、芬兰、爱尔兰、荷兰等成功实现社会大妥协并至今将其作为核心国家战略的国家,企业与市场同样获得了巨大收益。
被称为北欧模式的瑞典、芬兰,与任何国家相比都具备劳动市场灵活性。在工厂关闭习以为常的芬兰,人们对裁员或提前退休几乎没有抵触感,罢工与示威难得一见。工会方面通过自发的工资抑制防止通胀,提升企业竞争力。荷兰则因吕贝尔斯内阁经社会共识推进强化市场功能、国企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如今被视为劳动市场灵活化的代表国家。
如此享受社会大妥协果实的国家,同时解决了增长、就业、分配等主要国家课题。尤为重要的是,依托社会共识这一坚实基础,那些在无法妥协时无从培育的创造性、实用性政策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了先进国家,这一点对我们有诸多启示。
特别采访组 郑相范副部长(组长)、李圭振记者、朴泰俊记者(产业部)、李哲均记者(经济部)、权九灿 纽约特派员arock@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