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姑娘在小区超市买了一包方便面、一盒牛奶、一罐青花鱼、一双袜子,还有香皂、牙膏、牙刷各一件。收银台的年轻小伙一边结账一边问:“姑娘是一个人住吧?”那位姑娘以为这个帅小伙对自己有意,便反问:“哎呀,你怎么知道的?是看我买的东西猜出来的吧?”小伙回答:“不是,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以上是某日报幽默栏目里的一则。下面是恰恰相反的故事。
世上某处出现了一个以绝对平等为目标的新国家。凡是违背平等或引起嫉妒的事,只要举报,当局就会替你解决。事实上任何国家里,按观感都会有极少数非常好看的人、多数普通人和少数不太好看的人。有一天,几位既没钱又长得不好看的女人向当局请愿,说因为那些好看的女人而感到嫉妒。
许多普通人也随之附和。于是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新设了主管容貌平等的政府部门,即“容貌正义部(Ministry of Facial Justice)”。容貌正义部立刻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女人的容貌必须一样。
于是好看的女人为了不违法,自掏腰包做了变丑的整容手术。就这样,这个国家里好看的女人消失了,嫉妒的对象也随之消失,所有女人都变丑了,却成了幸福的平等社会。然而有一个男人爱着一位贫穷但容貌美丽的女人。
政府对这位没钱做变丑整容手术的女人强行实施了变丑手术。看到女人改变后的面容,那个男人离开了她。以上是英国作家莱斯利·哈特利(L P Hartley,1895-1972)描绘一个既没有会引起嫉妒的出众者、也没有会去嫉妒的丑陋者的社会的小说《容貌的正义》(Facial Justice,1960)的梗概。
美国女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也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中描绘了一个过度强调机会均等的社会的样貌。例如,政府当局判断,普通作家的小说卖不好,是因为读者群有限,而畅销作家的书卖得太多,于是把机会均等法适用于文学,制定了任何书籍销量都不得超过10000册的法律。其逻辑是,这样读者哪怕心里不情愿,也会去看其他普通作家的小说。结果书店里畅销书只卖了10000册,其他书则堆成库存,最终书店老板生意做不下去而关门。
西方社会追求的两种正义是自由与平等。除了终生不得外出的封闭式修道院,或凭自由意志隐居于沙漠茅舍(skete)的修士之外,再没有什么比禁止居住迁移和自由更让人悲惨的事。说白了,禁止出境或人身拘束,就是给个人带来这样的屈辱。
说人类历史就是平民、奴隶和奴婢从君主、贵族和两班那里争取自由的过程的记录,也并不夸张。但人要幸福地生活,仅有自由还不够。内部还必须平等,并保障机会均等。这话没错。然而哈特利和兰德的小说所给的教训是:正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也无法实现。
正如长得不好看的责任不在长得好看的人身上,把地方不富裕的原因归于首都圈的集中与发展,主张通过公共企业迁往地方和对首都圈的管制来振兴地方的理论并不现实。“为地方均衡发展而管制首都圈”的逻辑,反而限制了地方民众的身份上升欲望和居住迁移自由。而且还是在全球化时代。分权时代的地方,需要的不是首都圈管制逻辑,而是通过与首都圈的合作及自身努力来确保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