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韩国若要与中国、日本抗衡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仅靠制造业终究不够。凭借电子、造船、汽车等第二产业勉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今后只能靠培育以服务业为首的第三产业来决胜。其中,韩国尤其需要像香港、新加坡、瑞士、迪拜那样培育金融业,特别是国际金融。
原因在于,正如这四地所显示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不仅仅停留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聚集地。优秀国际金融人才汇聚之处,必然会发展出其他高质量的服务产业。
国际金融中心会吸引国际法律与会计专家聚集,随之形成连接世界主要城市的航空网络,众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也会进驻。
世界顶级酒店拔地而起,国际旅游名胜得以打造,国际水准的歌剧院和音乐殿堂纷纷落成,逐渐成为文化之都。换言之,一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知不觉就会变成最发达国家的城市。
韩国究竟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过去5年参与政府只是大张旗鼓喧闹一番的国际金融枢纽之梦,真的是虚幻的吗?在思考这一答案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
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包括伦敦、纽约等最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中心,还有新加坡、香港、迪拜等以区域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瑞士、苏黎世、卢森堡、列支敦士登这类以私人银行(PB)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那样以避税地(offshore tax shelter)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
从韩国的地位和地理条件来看,韩国应当追求的国际金融中心,最适合的是香港、新加坡、迪拜那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许有人怀疑韩国是否真能建成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但笔者认为完全可能。
笔者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在过去40年研究和教授国际金融后得出的结论是,设立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原动力在于政府的强大意志。在新兴后发国家中,最早领悟国际金融中心重要性并以果断政府政策推进的国家是新加坡。
主要信奉基督教的华侨聚居的新加坡,1965年从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独立,但失业率高达14%,经济困难极为严重。
更雪上加霜的是,3年后的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撤出为新加坡贡献国内生产总值(GDP)20%的英国军事基地,作为后发国家的新加坡经济陷入前途难料的巨大危机。
正是在那时,新加坡采纳了一位驻新加坡美国银行分行行长的意见,确定了把新加坡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政府方针。据新加坡国父、首任总理李光耀的自传记载,这一政府决定曾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嘲笑对象,甚至在新加坡政府内部也遭到强烈反对。
然而别无良策的新加坡在1968年果断决定,免除对海外投资者和存款人征收的25%预提税。
结果正如那位美国银行分行行长所预言,当时因越战特需,美军和美国政府在东南亚撒下大量美元,赚取这些美元的华商和公司开始把原本存放在瑞士或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的美元存入新加坡的银行。
美元聚集起来后,新加坡的银行得以扩大贷款,这又带来新增投资,失业率逐渐下降。同时,大力废除政府管制也使海外投资增加,奠定了今日发达新加坡的基础。
不仅是新加坡,1975年因不是重要产油国而贫穷的阿拉伯酋长国国王以果断降低税率和废除管制,建立了中东首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巴林,以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饱受超过40度酷热和持续数日的致命沙尘之苦的迪拜,如今被开发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都源自政府克服看似不可能的逆境的果断推动力。
与60年代末的新加坡、70年代中期的巴林、80年代的迪拜相比,2008年韩国的各项环境在设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上要领先得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新上任的李明博政府是否具备与之相称的远见和推动力。
朴润植(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国际金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