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表示,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适合作为主管广播与通信融合现象的机构,并公布了该机构的框架。制度随时代变化而完善,从国家和国民经济层面看都极为重要。然而在广播领域仍处于停滞状态、令相关产业界与国民都感到混乱的课题,正是电视收视费问题。去年KBS理事会提交国会的电视收视费上调方案,是伴随政治、文化、产业影响的重要事项,在距总选举时日不多的当下,似难以得出结论。
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明确电视收视费上调后国民能获得何种对等回报。根据韩国宪法法院的判例,我国的电视收视费并非用于KBS的财源,而是应用于包括EBS(教育广播)在内的公营广播的准税收性质的特别负担金。
因此有必要审视,国民究竟因公营广播的何种价值而应缴纳收视费,公营广播是否具备相应价值。不仅KBS和EBS,MBC也以公营广播自居,民营广播SBS在各类监管上也受到与公营广播相当的制约。作为公营广播职责的“普遍服务”,指的是国民个人无论经济、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获得其所需的广播服务。正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服务,国民才向公营广播缴纳收视费,并要求其提供优质服务与透明经营。
在广播通信融合进入倒计时的当下,国内许多媒体以先进公营广播体系为标尺来评判我国公营广播的活动。但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公营广播的身份认同并未作为公共议题加以讨论,而只是零散地报道社会群体的个别诉求与公营广播的辩解。被视为公营广播典型模式的西欧公营广播,为使其能履行公共性这一社会职责,公共财政支持得到保障。
这是因为人们相信,即便在追求商业利润的竞争框架中,设定自由市场的例外领域,能够通过承担创造性失败来实现文化多样性的扩大。然而,财源筹措的稳定性与免于市场压力,并不意味着公营广播的责任被豁免,公营广播也在通过自设目标、执行与评价,持续努力与变化的社会保持同步。
相反,我国公营广播公共财源比重偏低,60~70%的收入依靠广告或商业利润填补,这种财源结构使其难以顾及社会敏感性、难以遵守媒体责任。节目失败直接导致广告收入低迷,因此只能反复生产市场上成功的产品,或为获取大规模受众而持续制作低俗节目。
为防止当前这种公营广播的扭曲现象,如今必须让其思考的是如何履行对社会诉求的职责,而非追求商业利润或一味竞争。不被只追逐受众关注的短期成果所埋没,营造能够生产反思性文化的环境,才可能为社会带来长期利益。这也正是公营广播存在的理由。
笔者认为,提高通过收视费获得的公共财源比重,可以成为把公营广播身份认同作为公共议题加以讨论的条件。因为这能让公营广播从业者牢固地认识到,最终的服务对象不是企业或权力,而是缴纳收视费的国民。电视收视费不仅对KBS,对EBS等公营广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财源。
另一方面,历届政府只在口头上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结果目前EBS仅获得电视收视费中的3%,这仅相当于EBS全部预算的8%。
因此,不仅是收视费上调的时机与方式,如何使用的分配问题也极为重要。期待以电视收视费上调问题为契机,国民对KBS和EBS等公营广播的改革要求能够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