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12

[时论]新政府·新经济·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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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即将启程。承担着振兴经济这一重任的李明博政府就要开始了。过去五年,厌倦了阵营对立、口头盛宴以及低迷经济的国民,对李明博政府抱有相当大的期待。但对内对外的条件,似乎比历届政权启动之时都更为不利。

事实上,过去三届政权都各自带着国内外的经济不安因素起步。金泳三政府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即将成立、农产品开放压力正盛的形势下启动的;金大中政府与外汇危机这一历史性事件同时开始;卢武铉政府则是在朝核问题严重性升高、美国通商压力加强、迫切需要新增长动力的状况下启动的。

然而,对外经济环境恐怕以现在为最糟。因为美国次级房贷(非优质住房抵押贷款)不良事态引发的国际金融不安以及高油价等因素,使发达经济体放缓的可能性很高,而我国最大贸易国中国因经济过热担忧而紧缩的可能性也很大。回想卢武铉政府期间,尽管美国经济、中国经济等世界经济条件良好,我国经济却始终未能摆脱低迷,今后世界经济的走向对我们不能不说是沉重负担。

占世界经济21%的美国内需萎缩,以及对美出口比重高达20%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若演变为世界实体经济冲击,我国经济受到的打击将极为巨大。更何况,经济衰退与物价上涨同时出现的可怕滞胀噩梦重现的风险也潜伏其中。

应对这种最坏局面的具体政策菜单,至今还未摆在我们面前。因为只有“747”(年均7%经济增长、10年后人均收入4万美元、世界七大强国)这一口号清晰可见,政策的基本方向和手段却看不到。大概要等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的活动结束、新经济团队组建之后,政策的轮廓才会显现。

事实上,在市场已经开放和自由化的当下,政府为振兴经济可用的政策手段极少。说中央银行手中的利率调整、政府手中的预算与税收以及放宽监管就是全部,也并不夸张。而如此有限的政策手段若贸然使用,又可能产生巨大副作用,因此制定并执行好的政策同样困难。

首先,物价管理必须按法律明文规定彻底交给韩国银行。政府人士的任何干预都不能再有。如今,名实相符地确保了独立性的金融货币委员会,必须及时准确把握物价、汇率、景气这些主要经济变量的相反走势,做出最佳的利率调整时点选择。

第二,也要警惕想用税收或预算贸然有所作为的急躁心态。通过下调税率来刺激景气的尝试,从未如预期般奏效。因为在各种减免和税收支援使课税基础变窄的情况下实施的税率下调,在实现预期效果上存在局限。

此外,靠扩大财政支出或提前执行财政来刺激景气,其效果甚微,这一点从过去的经验中已足以看出。在支出预算中福利部门所占比重已从金泳三政府时期的18%左右扩大到卢武铉政府末期的30%左右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振兴景气自然不如从前。

第三,当下最需要的是找出何种政策最能有效促使企业专注投资并增加雇佣。必须适当运用减税、扩大支出以及放宽监管等政策手段,并动员所有专家,寻找振兴我国经济、发掘新增长动力所必需的战略与政策。也有必要在新的框架下思考:历届政权都重点推进的放宽监管为何没有效果。正因如此,一向被视为禁区的首都圈监管放宽、农地与林地监管放宽,也有必要积极加以考虑。

第四,还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依靠劳动与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数量投入扩大的增长已达到极限。如今是生产率提升主导增长的时代,因此必须全力推动物质投资与人力投资的质量提升。这也正是必须把一切押在教育和科学上的原因。

为了能在最佳时点推出最优政策,必须彻底排斥政治逻辑与意识形态争论。并应以不是一年后而是五年后接受评价的心态,推行慎重且具有一贯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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