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担忧的情况正在变为现实。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仅增长0.6%,由次级房贷(信用较差者的住房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不安终于波及实体经济。照此发展,今年第一或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转为负值,进入衰退局面。届时,一直声称与美国经济脱钩、显示自身稳健的亚洲经济也难免萎缩。若美国经济只是软着陆尚可,一旦恶化至衰退,亚洲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
考虑到这些形势变化,一直依靠出口支撑景气的韩国经济不能不紧张。虽然对美出口比重已降至12%,但通过中国等地的转口出口规模相当可观,因此不可低估我国出口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度。若占我国出口总额一半的亚洲经济增速也放缓,出口受到冲击将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在消费和投资等内需景气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出口一旦受到打击,景气局面很可能由上行转为下行。实际上,从去年12月的实体经济指标看,消费品销售连续3个月下降,预示未来景气走向的先行指数同比增幅的环比差值转为负值,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信号。
鉴于此,政府一味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有必要更加灵活。韩国银行为减少过剩流动性、降低物价上涨压力,一贯维持金融紧缩基调。考虑到物价涨势不容乐观,紧缩基调并非不可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全球经济放缓,未来物价上涨压力将逐渐减弱。近期物价上涨源于油价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经济放缓将使原材料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金融不安使投机意愿降温,大量涌入原材料市场的投机资金撤出,石油等原材料价格很可能转为下跌。如此,物价不安将逐渐平息。因此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把景气而非物价放在优先位置。一旦出现景气由升转降的信号,就需要迅速采取降息等应对措施。
不仅实体经济状况,金融部门出现的资金流动变化也提高了降息的必要性。美国开始大幅降息后,海外资本如潮水般涌入国内债券市场。去年外国人净买入国内债券多达34万亿韩元,今年仅1月一个月就买入超过3万亿韩元。这是内外利差大幅拉大的结果。如此大量资金持续流入,将使国内货币管理更加困难,并形成韩元升值压力。利率决策应充分反映这些因素。
财政政策也需要灵活对待。现政府乃至即将上任的新政府,似乎都抱有财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赤字的强烈使命感。但长期维持财政健全固然可取,财政调节景气的功能同样重要。若出现景气放缓信号,就不必吝于通过扩大财政来刺激景气。为实现7%增长承诺而采取人为的景气刺激政策绝不可取,但也不应在必要时无法采取适当的景气振兴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