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得·德鲁克身上可以学到的最后一点,是他虽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或创始人”,却没有让自己陷入教条。
笔者曾经问过德鲁克,他的经营思想的继承者是谁。对此德鲁克简短地回答“No”。德鲁克连墓也没有修。也许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德鲁克讲过课,留下多部著作,也做过咨询,因此只有听过他课的学生、接受过他咨询的人,以及见过德鲁克或读过他的书而受到影响的人,他并未留下明确的思想继承者。
德鲁克对思想继承者的看法与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相似。齐美尔既没有明确的门徒,也没有组成学派。齐美尔的边缘人意识在他去世前不久留下的日记中表现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将在没有思想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而且也应当如此。也就是说,我的遗产将以现金分配给众多继承人,他们会把各自那一份按照自己的性格加以改造使用。”
托马斯·杰斐逊在结束漫长人生之际得出结论:“每一代人都需要属于那一代的新的革命。”同一时代,德国伟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虽然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晚年也吐露了与杰斐逊相同的心境:“曾经那么合理的东西如今变得毫无意义,恩惠将成为灾难的种子(恩生于害)。”杰斐逊与歌德都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遗产的幻灭。
所有理论、价值,以及人的头脑与双手造出的一切加工物,都会陈旧、僵化、过时,最终成为灾难的种子。尽管需要很长时间,但依照重力法则,所有建筑都会倒塌。因此,经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使杰斐逊和歌德希望各代人实现的事情,能够在没有流血事件、内战、文化大革命或强制收容所,也不引发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因此,经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中的必要性不亚于在经济中,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的必要性不亚于在营利组织中。经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是“一次一步”地推进的,即这里是这个产品,那里是那项政策,另一边是别的公共服务。
德鲁克说,从铁路到互联网,即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初期,他的理论与洞察是合适的,但此后需要新的洞察,说完便离去。就像高呼“为时代的艺术,为艺术的自由”的维也纳分离派艺术家那样。稍作引申,德鲁克在暗示:他自己的想法、理论和主张最终也会成为创新的对象;正如他重新评价并超越了科学管理法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那样,现代管理学中也应出现具有学术企业家精神的某个人,提出适合新社会与新现实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一位相当有名的人去世了。遗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亡者的日记。子女们非常苦恼:该放进棺材,还是烧掉,还是留作书籍。总的来说,遗物有时会给留下来的遗属带来苦恼,甚至幻灭。或许,包括财产在内什么都不留下,才是对子女最大的爱。因为死者并不能替生者决定该做什么、走什么路。政府政策也是一样。然而现政府却在大肆抱怨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无视既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