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在100美元上下波动,暴露出供需上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国家的石油需求急剧增加,而生产能力却赶不上需求增长。美元疲软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不安也是油价暴涨的原因。油价暴涨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并减少供给,因而同时引发通胀与经济衰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国际原油价格几乎上涨一倍,进口石油的国家因此经历了经济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的滞胀(stagflation)。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1981年)时,原油价格又上涨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非常困难。政府陷入是选择通胀还是选择失业的艰难政策困境。为从高油价导致的衰退中复苏而扩大总需求,通胀就会恶化;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紧缩政策,景气就会更加低迷。总需求政策对化解像石油危机这样的供给冲击并无帮助。
问题在于,即便高油价持续,也没有明确的对策。政府此前为抑制能源消费一直征收高额油类税,但能源消费并未明显减少。政府坚持高税率的油类税,不过是为增加税收而非解决高油价问题的手段。结果只增加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并因消费与投资萎缩而无助于经济复苏。
高油价对石油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尤其带来负面影响。上月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3.6%,已超出韩国银行的物价管理范围。考虑到不仅是高油价,还有国际原材料价格暴涨、中国的通胀趋势等,今后通胀可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严重问题。贸易收支也在上月出现57个月以来的首次逆差。最重要的是,高油价削弱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以后历经数次石油危机期间大幅降低了石油依存度。我国应对安逸,石油依存度相对更高。高油价的冲击对我国经济更大,国际收支也有恶化之忧。对于以振兴经济、创造就业为承诺上台的李明博政府而言,这无疑是巨大负担。接收委员会内已有说法称,今年7%的经济增长率承诺难以兑现。参与政府干脆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至4%后半区间。
在国际油价100美元时代,政府若要同时化解通胀与经济衰退并振兴经济,除减税和放松管制之外别无对策。为提振因高油价而萎缩的消费和投资,需要抵消高油价负担的减税政策。同样,应减少政府管制,营造有利于经营的环境。税收与政府管制都是政府限制民间经济自由、抑制经济活动的成本。减少这些成本、促进民间经济活动,正是李明博政府应做之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削减公务员人数、减少财政支出。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才是高效的政府。松散低效的政府会以减税导致财政赤字为由加以反对。不缩减政府规模而要减税、减少管制,只是虚构。低效的政府无法减税,也绝不可能成为小政府。一直标榜大政府的参与政府,没有增加就业而是增加了公务员人数,没有促进企业投资而是增加了政府支出。松散的政府和增多的公务员本身就是财政浪费,而且他们抑制民间经济活动,大量制造低效与腐败。经济低迷,财政赤字增加。
在全球化时代,要从海外引进投资和就业,就必须放松管制、降低税收。主要发达国家为吸引外国人投资和创造就业,正展开降低法人税与所得税的竞争。降低法人税会增加企业利润、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就业和收入。如果连个人所得税也一并降低,消费将增加,经济会更加活跃。我国相对偏高的法人税、所得税以及各种政府管制,限制了经济自由,削弱了产业的对外竞争力。减税与放松管制能扩大经济自由、促进市场经济。尤其在高油价时代要振兴经济,别无其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