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部近日向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汇报了一项方案:将目前仅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首都圈新建、扩建工厂的25个尖端行业,也向国内大企业开放。首都圈选址管制被视为阻碍国内企业投资的最大障碍,而企业正计划在新的一年大幅增加投资,因此越早废除越好。
没有哪项制度像首都圈管制这样对企业带有歧视性且不合理。对外商投资企业允许25个尖端行业新建、扩建工厂,而对国内大企业只有14个尖端行业,而且不许新建、只准扩建。
当然,中小企业不受此类管制。因此难免出现只对国内大企业格外歧视的不满。首都圈企业遭受的逆向歧视不止于此。在新建、扩建工厂过程中,首都圈企业须缴纳各种开发负担金,而非首都圈则全额免除。
还有所谓“工厂总量制”,要在首都圈获得厂址难如摘取天上的星星。由于建设交通部每年核定工厂选址许可面积的这项制度,不仅大企业,中小企业也为获取厂址展开激烈竞争。
未能取得厂址的企业生产受阻,收益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果企业为规避这类歧视性管制,将生产设施迁往中国等东南亚地区,由此带来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减少等后遗症。
首都圈管制最初是以抑制人口集中为初衷引入的,但首都圈人口已接近全国国民的一半。这说明抑制国内大企业新建、扩建工厂与人口集中并无太大关系。
比我们更早实行首都圈管制政策的日本,自2001年起大规模放开了《工厂重新布局促进法》等首都圈管制。废除了禁止在首都圈内新建、扩建工厂、束缚企业的“工厂等限制法”,并大幅放宽了因技术发展而缺乏现实性的环境管制。
其结果是,此前倒退的设备投资得以复苏,迁往海外的工厂回流国内,新建工厂数量骤增,外商直接投资也活跃起来。我们也应尽快放宽首都圈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