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几年前在某个聚会上听某经济部门副部长讲的一堂课。高级公职人员的讲课,一般都是说明主要政策的目标与方向以及正当性,并请求企业和国民配合以达成这些目标。
但那天的讲课不同。他说,本想对包括教育在内缺乏竞争力的服务领域推进监管改革,可相关部门根本不配合,实在干不下去。无论发达国家怎么做、无论国家竞争力如何,一些部门丝毫不愿放弃自己掌握的监管权与权限,这种自私行为让他感到无能为力,这才是主要信息。
那天的讲课有助于理解:每逢政权更替都成为竞选承诺常客的放宽监管,其真正障碍究竟是什么;但心里却更沉重了。因为如果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到连代表政府的高级公职人员都感到无力,以致无法推进强化竞争力、先进化这类时代课题,那就别无他法了。
虽被称为国民政府、参与政府,看起来像是一个整齐划一运转的组织,但内部却给人一种多个强势小政府彼此僵持、群雄割据式组织的印象。不过,也并非总是一盘散沙。外汇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参与政府的均衡发展等,也曾展现出不亚于过去开发年代的强大推进力。
在李明博政府,政府组织似乎将发生大幅变化。据目前所知,首先取消副总理制,减少部门数量,形成大部门。同时强化青瓦台的政策协调功能也是引人注目之处。各部门高度紧张也可以理解。尤其是被提及为撤并对象或部门功能将大幅削弱的部门,估计正处于非常状态。
政府组织依照新政府的理念、承诺、政策路线及条件变化而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何况近来也有人指出,政府部门过度细分而变得臃肿,效率下降。
这是因为整合协调功能被削弱,一旦设立便想方设法扩充组织的帕金森定律得以不受控制地发挥作用。
比如说女性重要就设立女性部,说教育重要就升格为副总理级,说中小企业重要就在既有机构之外另设特别委员会之类叠加上去,这种事反复出现,便是其结果。政府过度被政权左右。
如此一来,每逢政权更替,政府部门就像橡皮筋一样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昨天还有实权的部门一夜之间沦为无关紧要的部门,原本不受关注的地方又复活为有实权的部门,相关部门公务员悲喜交加的景象也并不好看。
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角色已确立完善的发达国家,即便政权更替,除部分政治任命职位外,整个公职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很少见。
然而在我国,政权一变,全体公务员就成为指责对象并被卷入变化。虽有“帝王式总统”一说,但在最高统治者和实权人物行使强大权限与影响力的我国风土中,一旦上层定下国政方向、政策基调与目标,韩国官僚社会便会为此全力动员。由此看来,构建即便政权更替也能不发生大变动、可持续的政府组织显得十分重要。
为此,应以对政府角色的明确哲学为基础,正确把握国政与政策方向,并创造条件使公务员能够怀抱信念与责任感专注于生产性工作。人们抱怨监管改革推不动,但严格来说,制定这类法规的国会责任更大。
中央部门公务员依然是优秀的人才群体。虽因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部门本位主义而招致指责,但依据赋予他们何种课题,其能力既可能用于国家发展,也可能无法发挥。最高统治者运营政府的能力才是关键。
而且既然决定对政府动手术,仅靠中央部门组织改编是不够的。必须以更宏大的视野,为众多公共机构、自治团体乃至地方公营企业绘制改革蓝图。
比如过重的税负正招致国民不满。那么,使用国民血汗钱近60%的两级自治团体理所当然也应列入改革名单。以长远眼光构建稳定且可持续的政府组织,实现为国家发展与国民服务的公共改革,是新政府的首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