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人李明博提出的核心承诺之一,是执政期间(2008~2012年)年均7%的经济增长,比参与政府年均增长率4.3%高出2.7个百分点。
然而,李明博政府执政期间国内外最为炙手可热的议题之一,正是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排。韩国自2013年起,依据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结果,成为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国的可能性极高。
但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减排难以兼容。因为温室气体减排意味着能源使用减少,这等同于放慢经济增长的引擎转速。
最终,温室气体减排可能成为李明博政府提出的7%增长的最大伏兵。
交接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向交接委员会汇报过程中,有人提出温室气体减排是否会成为7%经济增长的障碍。”统管国际气候变化公约事务的政府一位相关人士称:“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意味着温室气体也随之增加,而韩国自2013年起必须进入温室气体强制减排。”
◇难以减排温室气体的韩国经济·产业结构=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3.1亿吨增至2004年的5.9亿吨,接近翻倍。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从320万亿韩元增至693万亿韩元,增长逾两倍。最终,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精确成正比。按领域看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何处:能源部门从1990年的79.8%上升至2004年的83.0%。产业工艺部门同样从1990年的6.4%上升至2004年的11.7%。两个部门合计占比超过90%。
这类统计最终意味着,韩国的经济增长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高耗能型增长,且这一现象不仅未见缓解,反而随时间推移愈发严重。
问题在于,从产业结构看,韩国企业的能源使用量绝对值虽大,但使用得非常“高效”。也就是说,韩国企业的能源效率很高。包括浦项制铁在内的韩国钢铁企业,其能源效率与生产技术处于世界级水平。据能源经济研究院数据,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发电、水泥、钢铁、炼油产业,韩国企业的能源效率相当高。反过来说,韩国企业可削减的能源量并不多,即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较小。这也意味着,一旦韩国经济被赋予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冲击将会很大。
◇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带来的冲击=这取决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谈判即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结果。以出口依赖型增长的韩国经济·产业结构而言,影响还取决于不仅韩国、其他国家如何应对。
最理想的谈判结果是,不仅韩国,目前拒绝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美国,以及目前非强制减排对象国的中国、印度等全部参与,而减排率较低。唯此,韩国的对外竞争力才能相对维持,反而还可利用领先技术开拓碳经济新市场。
最糟的结果是,美国、中国、印度等缺席,唯独韩国须履行高强度强制减排。此时,与这些国家相比,韩国的产业竞争力将受到直接打击。
韩国必须减少能源使用,而这些国家不受此类限制,等于只给韩国企业戴上脚镣。能源经济研究院预计,在此情形下,2015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将下降0.80%。
三星经济研究所则从另一角度测算。若在《京都议定书》第二个强制减排期(2013~2017年)内,韩国被要求以1995年为基准减排5%,预计2015年韩国需承担的成本最高为8万亿韩元。三星研究所预计,该金额到2020年将翻倍至16万亿韩元。
◇在温室气体减排与7%增长之间寻找交汇点=国务调整室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为契合‘7%增长、国民收入4万美元、世界第7大经济规模(7·4·7)’的承诺,似乎需要修改去年底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对策。”即按照到2030年韩国长期增长率预测值3.5%左右制定的第四次气候变化对策,与7%增长根本不相符,因此要予以修改。
另一位相关人士诉苦称:“老实说,7%增长与温室气体减排就像矛与盾”,“究竟该找出什么解法,实在令人苦恼”。据此,李明博政府的温室气体对策预计将是在把对产业部门影响降至最低的同时寻找解法。其中之一是核电。目前发电部门的能源使用量超过30%。
若提高无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电比重,同时降低燃煤、燃油发电厂比例,可相对减少发电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考量是,以此腾出的空间可减轻其他产业领域承受的负担。政府相关人士表示:“以韩国经济·产业结构看,温室气体排放只能增加”,“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能源供应与发电领域寻找解法”。也就是说,将燃煤、燃油发电转向核电的必要性愈发增大。
◇亦有主张承受初期痛苦=也有意见指出,不应仅过度考虑成本因素而忽视减排。中央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金正仁表示:“为培育碳经济、碳产业,起初会有成本,但应看到日后可创造新业务领域的积极一面并向前推进。”
即即便无法实现既定增长率目标,也需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努力培育碳经济、碳产业。某国策研究机构相关人士也指出:“新政府若只固执于7%增长,温室气体减排岂非困难?”“但必须承受初期痛苦。若一味执着于眼前的7%增长,今后可能失去更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