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新政府上台,广播都成为具有重要优先级的政策对象。然而,它总是止步于未能充分承载时代意义的权宜之计,原因在于其极易被利害关系左右。如今新政府应让包括广播在内的媒体政策不再政治化,而应忠实于文化产业以及保障意见多样性这一新闻自由的基本价值。尤其在广播领域更是如此。
广播目前已跨越新媒体,进入融合媒体时代。广播领域正在进行的融合,超越了选择与集中,承载着新的时代价值。这种时代价值将引领文化与产业的多样性。
随着融合范式的扩散,此前被划分为广播与通信两块的既有领域界限已失去意义。新政策应更加重视如何有效融合两个领域以产生协同效应,并使其发挥21世纪新兴产业中枢作用。
新政府要引出并承载这种时代意义,必须明确政策目标。首先,政府应在多样的利害关系之间充当平衡者的角色。政府不应再扮演左右广播政策的管控者或监督者角色。
以这种平衡者形象为前提,政府应宣示将受众福利、广播市场化以及公共性扩大等三大基本目标作为广播政策的基本基调。随着广播市场全球化、广播内容市场化速度加快,对广播普遍服务的政策要求将愈发强烈。应通过强化普遍服务实现受众福利。
广播市场化将通过广播通信融合与韩流内容出口增加,振兴为我们创造大量就业和附加价值的文化产业。它将发展数字技术、引出数字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把韩国转变为文化产业国家的动力。
而公共性扩大,是在广播通信融合正在推进的当下融合媒体时代,新政府唯一应介入并倾注力量的部分。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艰难行军中,强化广播的公营性是必需的,也是应优先考虑的文化政策。
应赋予公营性强化这样的地位:作为奠定全球多元文化社会基石、构建健康公民社会的资源形态。既有公营广播的公共性、公益性强化与重新整备,正是新政府在这一层面上应倾尽心血的部分。
结论是,新政府应确立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管控者角色的广播规制哲学,扩大融合服务领域的相互开放,并提出旨在扩大市场的未来愿景路线图。
尤其在融合媒体政策方面,应把参与政府时期已经成立的广播通信委员会的职能目标设定为成为振兴机构而非规制机构。同时应使其具备振兴机构的特性,并超越规制机构一元化这一层面。随着融合媒体出现,通过单一法律规制实现振兴这一古典政策概念正在褪色。
把追求小政府与振兴融合媒体放在同一框架内讨论其地位,可能会破坏新时代的广播通信融合生态。
原因在于,通信的古典逻辑至今仍是推动融合媒体发展的重要动因。仅通过广播通信委员会这一单一机构就要把融合媒体变为社会资本的逻辑,有重新考量的余地。
因为随着融合与泛在时代的开启,媒体、网络、服务正按照消费者(使用者)的文化需求以内容为中心重组,形成“内容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追求政府与媒体企业、产业以及消费者之间通过新的协作、协同关系实现共同成长。营造能够使公平竞争与产业成长同步实现的广播环境政策,是新政府必须推进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