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出生于庆尚北道荣州 <br>▦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br>▦1966年任职于美洲银行<br> ▦1979年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待遇教授 <br>▦1980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产业政策室室长 <br>▦1985年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顾问 <br>▦1980~2004年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br>▦1991年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br>▦2000年首尔大学副校长 <br>▦2004年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br>▦2006年~现在 自由企业院理事长
[对新政府的期待]宋丙洛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必须树立全体国民能够共享的‘国家愿景’”
整理=李在哲 记者 humming@sed.co.kr 摄影=金东浩记者 对谈=李容雄 副局长待遇 经济部部长 yyong@sed.co.kr
▦1939年出生于庆尚北道荣州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1966年任职于美洲银行 ▦1979年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待遇教授 ▦1980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产业政策室室长 ▦1985年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顾问 ▦1980~2004年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1991年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首尔大学副校长 ▦2004年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2006年~现在 自由企业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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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政府的期待] 应向地方政府和市场分权”
“必须集中培育能够从外部赚回钱的产业。只要造出几家像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企业,10年内实现人均收入4万美元时代就是可能的。”
在力图最大限度收获增长果实的李明博政府即将上台之际,韩国经济学界代表性的资深学者、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宋丙洛反复强调,7%左右增长等李明博政府的“7·4·7”承诺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不过宋名誉教授也明确表示,必须满足若干核心前提条件。
他首先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阻碍韩国企业赚钱“机会”的非理性监管转变为亲市场的企业环境。他还主张,只有树立起即便世代更替也不会改变、全体国民都能共享的“国家愿景”,才可能实现“增长与分配相协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改造。
宋名誉教授表示:“必须有一个让国民能够共鸣的愿景,说明新政府所标榜的‘成功’概念具体意味着什么”,“对企业的监管也应以‘全球竞争力(GC)’为标准,只要是能够提升GC的方案,就应前瞻性地放开相关监管。”
他特别指出参与政府在增长与分配这一二元论争框架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的过失,并反复强调“获益于增长的,终究还是社会弱势群体”。
-国民似乎对首位“CEO型总统”的出现抱有很大期待。
▦这是明确的事实。实际上,可以判断当选总统的经历不逊于日本、美国、中国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总统。像386一代的局限那样,“韩国的执政层和领导人不过如此”式的挫折感,5年后绝不能再重演。
想一想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不断被外国基金、银行等夺走自己的市场。韩国企业被出资总额限制等束缚,接连失去赚钱的机会。不能在钱被全部夺走之后还高呼进步。现在需要建设性地前进。今后我们的个人和企业都必须从中国、越南、印度赚回(夺回)钱来。
韩国股市虽已逼近1000万亿韩元规模,但中国最大企业的市值早已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的地价近几年上涨之快超乎想象。重要的是集中培育能够从这些市场夺回钱的产业。国民也应努力学习经济、投资海外,把钱赚回来。
-配合新政府上台,现在似乎也应提出某种坚定的国家愿景。
▦这是重要的一点。正因为没有坚定不移的国家愿景,政权一更替,愿景也就不断变化。生命、自由、幸福等即便政权更替也不会改变的国家愿景,应由各党和社会领导人共同商议来确立。新当选者标榜的“实用政府”固然好,但确立符合大的时代潮流的愿景更为迫切。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愿景设定得最好的国家正是美国。个人的愿望是,希望在美国生命、自由、幸福这一国家愿景之上,再加上Tongyang那种施予的价值观——“德”。
-最终似乎归结为“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是否真正具备了能够培养受人尊敬且有能力的领导者的社会体制。学界、法律界、公务员、大企业,难道不都是与其说贵族义务,不过只想着自己能多占有什么、今后能取得多大成功吗?
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从教育中寻找答案。如果韩国社会也有像伊顿公学(Eton school,全世界领导层子女入学的英国世界级名门私立学校)那样的教育机构,就能让完成这一课程的领导层重温自己的义务。
大学教育现在也全都陷于知识教育,必须加入一些有所变化的课程。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正是领导层的崩坏。必须培养出受人尊敬且有能力的社会领导者。
-有观测认为,参与政府的各种监管在新政府上台后将大幅放宽。首都圈监管等需要放开的部分似乎相当多,您认为新政府应以何种标准推行监管政策?
▦事实上,关于企业组织、经营、治理结构问题等监管是否适当,通说认为至今也没有“正确答案”。然而我们却犯了假定存在唯一答案再制定监管的错误。对企业确切的评价标准正是全球竞争力。应当研究像浦项集团这样的企业为何能够生产出世界一流的钢铁产品。
金妍儿选手在世界大赛上拿第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不是过程吗?我们只关心排名,而对例如号称世界第一的老虎伍兹如何改变动作、由此取得了什么效果这类过程毫无兴趣。同样,监管也应研究怎样做才能确保全球竞争力,并据此放开。
另外,只要不严重违背法律和道德伦理,出资总额、循环持股之类的监管也有必要废除。看看发达国家德国和日本。主要企业不都是通过循环持股相互连接的吗?
-听起来是说,包括监管在内,政府的政策哲学存在根本性错误。
▦我们的经济学全都是美国的经济学。有趣的是,最近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反思。一是因长期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无关而产生的增长—分配之争。二是认为只要无数小规模企业生产同样产品进行“完全竞争”,市场就会成功的错误。
然而现在是汽车、手机等少数领域中部分企业进行战略性竞争的结构。经济学正在摆脱工业社会的大量生产思维,转向符合知识基础的创造时代概念。应当考虑这些来看待监管,但我们的监管至今仍以过去的视角设定标准。
-也有不少悲观的声音认为,新政府“7·4·7”承诺所标榜的高速增长如今已不可能。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哪怕大量引入外国企业和外籍劳动者,7%的增长也是可能的。有人不是还说8%的增长也可能吗?通俗地说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对不成器的孩子算一算“如果你诚心学习,能提高到什么程度”。
每天减少玩的时间、聘请有能力的家教、更换教材,30分的成绩就能再提高10分。我国现在失业者相当多,而造船、钢铁等创造性领域以及技术增长动能等条件都很出色。这完全是可能的。
-请提出高速增长的具体方法。
▦无论如何都要增加收入。只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7·4·7就是可能的。目前我国人口为5000万人,而中国山东省1999年人口就有8800万人。
而去中国、印度看看,LG电子占据市场份额第一。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完全能够实现7%的增长。国民收入4万美元,只要造出几家像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企业就能迅速达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2004年收入就已达到2万美元。
-参与政府的痼疾性争论正是围绕增长与分配的对立。这一部分应如何协调?
▦要看清楚。经济学标准已经改变。现代经济学正是熊彼特经济学。这是少数企业以创造性产品引领的时代。而且中国、印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都在推行以增长为中心的战略。
有人说只重视增长就无法实现分配,但增长首先会增加岗位,使失业者得以就业。增长有这样直接进入分配的一面,反之如果无法增长,受害最大的是弱者。现在有人说“就业密集型”增长已不可能、因而没有用,但获益于增长的阶层终究还是弱者。
-您经常强调政府尤其应在培育“创造性阶层”上付出大量努力,创造性阶层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看。创造性阶层的形态可分为4个阶段。以画画的儿童来比喻,首先是母亲把著名画作给孩子,让他照样画的“模仿”阶段。之后这个孩子进入美术院校,凭借刻苦努力画得和一流画家一样,这是“追赶”阶段。
接下来是比一流画家画得更好一些的阶段,最后是画出比毕加索更出色作品的“创造”阶段。在创造阶段,有实力的中小企业也能与大企业“正面交锋”的时代成为可能。这是创造性社会带来的极为重要的特征。
-在全球化、开放化时代应如何培育创造性阶层?
▦智库是核心。去看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他们让诺贝尔奖得主只做研究。我国也应在几所大学培育世界级研究所。目前政府下属的人文社会研究所约有23个,全都隶属于总理室。应赋予这些研究所独立性,把它们提升为世界水平的研究所。
民间部门更为重要。但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只有三星经济研究所持续发展,其余民间研究所的组织规模都大幅缩减。虽说每年略有恢复,但民间部门智库的培育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对新当选者的韩半岛大运河计划高度关注。
▦现政府内部反对大运河的声音很高,但想到清溪川的改造,这并非不可能之事。反倒能够创造性地做出许多划时代的东西。为此必须把整个社会转变为创造阶层。现在是创造性博弈的时代。
-从保守阵营执政的角度看,今后南北关系似将成为相当重要的问题。包括经济合作在内,新政府应如何处理当前的南北关系?
▦共产主义体制的特征是权力集中于一人。必须首先改变那位最高统治者的想法。意思是要以智慧的实利外交来处理南北关系。
不过,韩国仍然可以利用朝鲜低廉的劳动力实现大幅飞跃。需要多层次的路径,通过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启动作为落后国家的朝鲜的开发工作,同时利用这一优势。
录入时间:2007/12/31 1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