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间,韩国公务员人数增加6.5万人。新设的长官、次官级职位30个。悄然增加的各类“委员会”52个。国家债务增加额约160万亿韩元。(大国家党竞选公约资料)
5年间,韩国政府日益庞大,以至于出现了这不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参与”政府,而是“公务员共和国”的批评。
如今,将5年间急剧膨胀为恐龙组织的公共部门瘦身,重塑为“小而强”的政府,已成为下届政府的紧迫课题。近期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中每10人有6人认为,下届政府最需要改革的领域是政府和公共部门。
李明博总统当选人的核心亲信、大国家党议员郑斗彦近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青瓦台和政府机构臃肿、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委员会林立等乱象,是参与政府国政混乱与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新政府中,公共部门改革将是最重要的课题”。
有观点指出,若要按新政府目标在5年后实现国民收入3万美元、10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七强国,就必须削减政府四处铺开的职能,转而将力量集中于必须做的事情上、提高效率,打造“强而精”的政府。
◇政府变小,市场才会变大=据世界银行统计,韩国服务业市场准入壁垒(管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9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高。服务业中每10个行业就有3个存在政府垄断或指定、许可等强有力的法律准入壁垒。在韩国开办服务业需经12道程序,平均耗时22天。相比之下,准入壁垒最低的加拿大只需2道程序、耗时3天,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下属的韩国经济研究院近期就韩国已登记的5025项管制中的1664项,向政府提交了废止及改进方案。这意味着企业认为政府管制中有三分之一是错误的。
过去几年间,与政府机构扩张成反比,市场活力不断减弱。这是增加的公务员大量制造不必要管制的结果。中央部门公务员人数从2002年的56.2万人增至58.9万人,同期政府管制数量从2002年的7723项增至去年的8083项,因此有人指出,参与政府成立以来快速增加的公务员层层挡住了市场的大门。
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左承喜指出:“严格地说,国民生活好坏、企业兴衰是国民与企业各自的责任,而韩国政府的问题在于事事干预并设计民间生活”,“参与政府打着公共领域的名义,结果却对国民的经济自由施加了限制”。左院长强调:“下届政府应大幅削减公务员人数和不必要的委员会,政策部门的职能应朝着扩大国民经济自由的方向确立。”
◇政府应以“质”而非“量”取胜=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对提出“小政府”和“实用政府”的李当选人期待很大。先进韩国需要的不是强大而臃肿的政府,也不是弱小而无力的政府,而是“会办事”的政府。也就是说,要甄别出政府该管的事,高效运营公共部门。
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金周炫指出:“政府要真正把事情办好,并不是变小就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以效率为尺度进行改革,该扩大的部分扩大、不该有的部分削减。”金院长还补充说:“长期以来未经检视的政府效率一旦被重新审视,一味膨胀的政府机构必然会缩小。”
已有消息流出,下届政府将大幅整顿目前多达416个的各类委员会,把由2院18部4处构成的现行政府机构大幅缩减至12~15个,同时大幅强化经济副总理部门的地位。国家公务员招录明年也将比今年减少约25%。可以说这反映了当选人对“小而强”政府的意志。
淑明女子大学经济系教授金贤淑也强调:“有些事是政府该做的,也有些领域政府一插手反而效率下降”,“应在企业活动管制方面放手、果断移交市场,同时在福利和公共产品等领域扩大政府作用”。金教授补充说:“小政府不是撒手不管的政府,而是不妨碍增长、把职能集中于必须做的领域的政府。”
◇国家财政也需要结构调整=既然要对政府机构动效率化的手术刀,国家财政也不可避免要进行大幅结构调整。
韩国国家债务预计将从2002年底的133.6万亿韩元增至今年底的300万亿韩元,增长126%。仅今年的国债利息就达12.9万亿韩元。只要低生育、老龄化和两极化现象持续,政府的福利支出今后也只能持续增加。因此,消除以往的浪费因素、削减臃肿的政府支出以实现财政效率化的必要性正在增大。
三星经济研究所在近期与日本综合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建议:“因老龄化及健康保险产生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经济中的占比,预计将从2005年的31.8%上升至2050年的43%”,“未来10年应集中于提升财政效率而非短期削减支出,为老龄化全面到来的2025年以后做好准备”。
对此,新政府表示将把国家债务冻结在目前300万亿韩元水平,并节省20万亿韩元国家预算等,逐步削减财政支出。但在应对世界上推进速度最快的老龄化、实现7%高增长的同时,还要节约10%的预算并冻结国家债务,其可实现性有多高,尚需今后观察。
先从“铁饭碗”国有企业动刀
每三家中有一家亏损,参与政府成立后4年间负债增74%、职工增64%
可与民营企业竞争的韩国电力等为民营化优先对象
作为臃肿公共部门代表的国有企业,被视为下届政府“大手术”的首要对象。金大中政府加快推进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在参与政府时期“骤然”中断,国有企业端着铁饭碗,成了享受高额年薪和各种福利待遇的“特权集团”。
据首尔大学教授金俊起统计,国有企业负债规模从2002年的194万8985亿韩元增至去年底的295万8243亿韩元,增加100万亿韩元以上(51.8%)。大国家党对24家主要国有企业的分析结果显示,参与政府成立后4年间负债增加74%,员工人数增加64%。但去年一年间,每三家公共机构中就有一家亏损经营,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迟迟得不到改善。
多数经济专家指出,改善这种臃肿经营的方案应从民营化中寻找。下届政府也提出了民营化与治理结构革新方针。李明博总统当选人在大选公约中表示:“将从与民间存在竞争关系或已失去设立目的的国有企业开始分阶段民营化,同时改进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等,并行推进经营效率化。”
实际上,据今年租税研究院所做的分析,过去实现民营化的国有企业在经营收益和资产健全性方面有相当大的改善。2000年民营化的Daehan Oil Pipeline Corporation,营业利润率从民营化前4年的-1.9%改善为其后4年平均42%,KTB Network同期负债比率从1910%大幅降至229%。
主导这项研究的崇实大学经济系教授金贤淑主张:“由于民营化赋予企业利润动机,在盈利性和生产率方面显示出成效”,“如果不是政府必须做的事,就没有理由非留在公共部门”。
金教授建议:“只要有明确标准,甄别民营化对象企业并不困难。”所举标准有三项:▦是否已有民间参与的产业 ▦所生产的产品是否为公共产品 ▦产品使用的消费者是谁。
也就是说,宜从满足三项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始民营化:市场上已存在竞争的产业、生产非公共产品的私人产品、主要消费者是一般国民而非政府。最先符合该标准的是自有收入占85%以上、资产规模2万亿韩元以上的“市场型国有企业”。韩国电力公社、燃气公社、仁川国际机场公社、韩国机场公社、釜山港湾公社、仁川港湾公社等属于此类。此外,地区供暖公社、土地公社、住宅公社等也是常被提及的民营化对象。
金教授解释称:“如今已不是政府保护薄弱产业的时代,因此基本职能正在消失的产业银行、企业银行等,尤其是需要民营化的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