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船舶既不得装载进出口商品,也不得出港。”这是1807年12月22日在美国生效的禁运法的要旨。除东方国家的闭关或海禁政策外,在西欧近代国家中绝无前例也绝无后例的这部法律,其推动者与签署者是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尽管他起草了独立宣言、从法国买下路易斯安那从而播下西部开拓的种子,但在经济领域却得了不及格分,原因就在这里。
如此荒谬的法律得以制定,理由是美国船舶的安全。随着拿破仑战争激化,英国和法国接连扣押中立国美国的船舶,这是由此出台的苦肉之计。1803年至1807年间,英国扣押美国船舶528艘,法国扣押389艘,其中英国尤其强行征召不久前还是其殖民地的美国船舶上的船员,编入海军。
杰斐逊期待禁止进出口后,从美国进口棉花、生活必需品和谷物的英国与法国会受到打击,从而保障船舶自由通行,但这是误判。只有美国经济病了。出口从4800万美元在一年内跌至900万美元,走私猖獗。即便把走私频发的加拿大一带宣布为内乱地区也无济于事。
最终,由于反弹和副作用加剧,杰斐逊在14个月后以通商禁止法取代了该法,但一度堵塞的经济动脉硬化并不易化解。最拮据的是联邦政府,因为作为财源的关税收入锐减。政府为扩充预算而实施的关税上调,导致严重的地区矛盾。为保护制造业而赞成提高关税的北部与顾及棉花出口、希望低关税的南部之间的对立,与黑人奴隶问题交织,最终演变为南北战争。可以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撕裂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