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总部位于大阪的夏普做出重大决定,即以2010年3月投产为目标,在大阪建设液晶面板工厂以及太阳能电池工厂。投资金额高达1万亿日元,规模极为庞大。
夏普作出这一决断的决定性契机,是2002年废止了禁止在首都圈等既有市中心区域建厂的工厂限制法。对于在海外设厂时十分担心技术外泄的夏普而言,再无犹豫的必要。而且总部和在运营的工厂都位于距拟建厂地2小时车程之内,还可期待技术支援等协同效应。
日本财界团体经团联的相关人士表示:“包括索尼以及佳能、建伍、松下等回流日本的全球企业正接连出现”,“随着政府放松管制,没必要再去生产管理困难、且伴随技术外泄风险的东南亚或中国投资,这类理由正在减少”。工厂限制法的废止被视为显示放松管制影响力的典型案例。日本在克服由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最严重长期萧条、近来华丽复苏的背后,有着“通过管制改革激活投资”这一解法。
◇“提振企业士气”的要旨是放松管制=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扮演了管制改革的先锋角色。这源于必须通过废除管制来恢复景气的迫切现实认识。日本政府自2001年以来,仅在大企业、劳动、创业等领域就放开了共计约1500项管制。特别是接连采取了能够吸引企业投资的措施。
继工厂限制法之后,去年又废除了工厂重新布局促进法(对工厂迁往地方时补助搬迁费用等内容的法律)。按我国情况来说,相当于对可比首都圈工厂总量制的管制动了刀。
此外,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曾作为出资总额限制制度模板的“大规模公司持股总额限制制度”,也在2002年被废除。为提高创业意愿也拆除了各种壁垒,去年制定新公司法,废除最低资本金制度,只要有1日元任何人都可设立公司。内阁府管制改革推进室的相关人士解释:“自2000年初开始,日本政府持续推进扩大企业投资的政策”,“为此一方面消除渗入管制之中的非市场因素,一方面从事前管制型行政转向事后检查型行政”。
◇管制改革与小政府相连=换个角度看,废除管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干预减少。这源于一种反省:过去政权扩大公共支出只是加深了企业“依赖官方”的体质,不仅未能提振景气,反而增加了财政赤字。公共改革的代表性案例可举去年通过内阁会议的行政改革相关法案。核心内容是未来5年削减公务员人工费和定员5%,并将具有国策银行性质的政策金融机构8家在2008年前整合为1家。
同时果断出售政府持有资产以削减国家负债。与执政期间公务员人数增加近6万人的参与政府相比,这一点颇具启示。
特别是今年4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不顾官僚反对,通过了阻止公务员以“空降人事”方式进入民间企业等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原因在于判断公务员进入民间企业后,以无用的管制干预经营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也正是有评价认为,政权为推进改革先剔除自身赘肉的努力是日本经济复苏隐藏动力的原因。
◇放松管制带来15年146万亿韩元经济效果=管制改革带来的经济效果有多大?据内阁府统计,1991年至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电力、城市燃气等14个部门的放松管制,实现了约18万3000亿日元(146万亿韩元)的经济效果。
相当于每位国民获得14万3000日元的收益。举例来说,移动通信费方面,1993年至2005年实施管制改革的结果是资费下降约60%,需求增加约1900%。日本国内新设工厂件数从2002年的844件增加到去年的1782件,而同期赴海外建厂的件数则从434件减少到182件。
日本国内开工的工厂面积从2002年的850万平方米增至去年的1570万平方米,增加近一倍;尤其是自2004年起的3年间,7800亿日元新增投资费用中有80%投在日本国内。经团联相关人士表示:“相对收入而言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对技术外泄的担忧等也是促使日本企业转向国内投资的因素,但最大原因是果断实行管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