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03

[选择2007 “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⑥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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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1月15日,国务总理室发布了一份资料。总理室表示:“已对给企业活动造成不便或过度限制国民生活的管制(1422件)进行了集中整理,并通过‘管制申报中心’受理并解决了各企业现场的困难管制(1121件),管制改善需求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

针对财界指出“金大中政府时期管制改善建议的采纳率为69%,进入参与政府后降至37%左右”,总理室解释称:“这是因为要求改善的是国家均衡发展等难以接受的管制。”

#案例2=位于巨济的一家造船企业近来因主管机关的干涉而头疼。船厂在建船舶紧靠陆地,且在有限空间内于短期内完成作业,海洋污染之忧并不大。

但相关部门并未考虑船舶建造的这种特殊性,而是将其视为船舶或海洋设施施加各种管制。造船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虽然近来因高油价等原因造船订单纷至沓来,但因围绕作业场的种种管制,活动受到限制,困难很多。”

政府与企业对管制改革的认识截然相反。政府主张一直在持续推进管制改革,已形成有利于经营的环境。但在现场奔波的企业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在开展企业活动中切身感受到的管制依然没有减少,活动受到限制。

◇核心管制反而增加=进入参与政府后,表面上管制件数减少。政府强调,1998年为1万554件的管制到2006年末减少至8083件。但许多人指出,这是由于管制分类体系发生变化,将个别管制笼统归并的情况较多,难以赋予太大意义。财界特别主张,对企业运营或经济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管制反而在增加。

实际上,比较1998年与2006年可以发现,制定与企业相关主要管制的财政经济部从388件增至422件,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金融监督委员会分别从75件增至167件、从548件增至549件。甚至有说法称,参与政府5年间每解除1项管制,就新增2至3项。

使已消失的管制复活、令经营环境恶化的事例也不少。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李承哲诊断称:“公正交易委员会以防止经济力集中为由,恢复了外汇危机时废除的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在维持企业集团指定制度、关联公司间内部交易信息披露等事前管制的同时,还强化了转包管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事后管制,管制件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现政府5年间经过560余次机构改编与增员,仅中央部门公务员就增加了约5万8000人,这也导致管制增加。从历史上看,大政府必然会过度干预国家经济,而这最终不断催生各种管制。

◇管制是成长的天敌=据大韩商工会议所近期资料,国内营业收入1000强企业的内部留存率(盈余对资本金之比)去年大幅升至616%。2002年为232%的留存率,2003年为429%、2005年为550%,每年递增。这意味着尽管收益性改善,企业却不进行投资。

这种投资减少与过度管制有直接关联。现代经济研究院11月的报告很好地展示了这一机制。现代经济研究院在《韩国制造业竞争力再审视》报告中指出,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从1999年的29.54个百分点跌至2004年的6.55个百分点,并将主要原因归为高于竞争国水平的企业管制。管制强化→投资减少→竞争力削弱这一链条,正使韩国经济陷入不足5%的低增长泥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韩国事务所所长梅拉尔·卡拉苏鲁表示:“韩国的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目前年4%~5%的水平中长期下降至2%~3%的水平,需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并要求:“为使投资更好地进行,应实施管制改革,让韩国市场显得有吸引力。”

◇革除企业管制、转向负面清单迫在眉睫=专家们要求下届政府在管制方面的课题是,在转变管制方式的同时大力革除与企业相关的管制。即要求真正铺好“能够尽情驰骋的场地”。

管制改革委员会民间委员、西江大学副校长崔云烈表示:“我们的管制体系主要是列举可以做的事情,其余全部视为违法行为的‘正面清单’方式。”“应改为只列举被禁止的行为、除此之外原则上允许的‘负面清单’方式。”他说,只有这样企业的创造性才能复活,不会因管制而畏缩。

此外,要求改善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金融保险公司表决权限制等公正交易法上的管制使大企业活动空间变窄、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状况的声音也很高。三星经济研究所的崔仁哲博士表示:“划一的管制才是问题。”并建议:“有必要注意,曾抑制经济力集中的日本近来推进管制改革后,海外工厂正在回流国内。”

同时,财界还建议修正将新股预约权、差别表决权股等国内企业经营权防御手段列为商法禁止条款的做法。李常务表示:“外汇危机后,全面允许国内企业并购(M&A)等,大幅降低了外国资本进入国内的壁垒,但防御手段却几乎没有。”

此外还有意见指出,下届政府也应划时代地改善劳动、选址、房地产、服务、教育相关管制,在防止资源配置与市场扭曲的同时,进一步倍增民间部门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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