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0 | 이학인

[外汇危机十年后] 回望“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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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危机十年后]回望“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本应提前采取措施”充满悔意,“狱中访谈”反响巨大

李学仁 记者 leejk@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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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早上起床时、去爬山时,都还在想(当时)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不是有‘周一早晨四分卫’(人们在周一上午聚在一起对周末的美式橄榄球比赛结果议论纷纷)这个说法吗。本该再扔远一点,本该提前采取措施……种种方面都很后悔。”

这是背负“外汇危机主犯”枷锁、闭门不出十年的前韩国银行总裁李经植充满悔意的话。

本报自去年12月起贯穿今年,以“外汇危机十年后韩国经济的坐标何在”“通往发达国家之路在于GQ”为主题连载大型系列报道,对解放后最大的国家危机、并给此后我国经济与社会全局带来巨大变化的“97年外汇危机”进行深度性质剖析,并借此诊断韩国经济的前路。

特别是该系列以“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为题,收录了包括这位前总裁,以及当时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林昌烈、当时的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姜奉均、前金大中总统经济顾问柳钟根、当时的金融产业工会委员长李龙得等30多位在危机时刻与克服过程中处于我国经济中心的人士的鲜活证言。

同样被指为外汇危机另一主犯而站上法庭的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姜庆植说:“1997年初韩宝破产时,我就认为经济已经破产了。若不是破产状态,我不会接受副总理一职。周围很多人劝阻说‘已经完了,还进去干什么’。

唯有前总理申铉碻让我接下那个位置”,表现出似乎与危机责任论稍作回避的姿态。但接替姜前副总理作为救援投手上场的林前副总理则强调前任者的责任:“做得好的话,外汇危机是可以阻止的。当时若把汇率交给市场自主决定、并健全外债管理与监督体系,外汇危机就能预防。即便明确没有法律责任,也无法免除政策失败的责任。”

也能听到财界与劳动界的鲜活证言。“98年1月全经联会长团与金大中总统当选人会面时,当时的全经联会长崔钟贤说‘企业家是罪人中的罪人’。那是谦逊的表达。

然而政治人却把外汇危机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财阀结构。”(前全经联常任副会长孙炳斗)“由于想维持既得利益的政府与政界,以及拒绝变化的银行,金融业的透明性未能确保。官治金融之弊终究是自招外汇危机的决定性内部因素。”(当时的金融产业劳联委员长李龙得)

克服危机过程中与企业结构调整等相关的隐秘轶事也陆续公开。姜议员(当时的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就大宇集团问题证言称:“为见金宇中会长而前往希尔顿酒店就超过20次。为救大宇,我呼吁他卖掉希尔顿酒店也好、教保生命股票也好,但他对一切都置之不理。金大中总统、我和金会长三方会面时也是如此。”

与目前正在服刑的DJ经济顾问柳钟根的狱中访谈也引发了巨大关注。柳前顾问曾被视为克服外汇危机的主角,出任全北知事,甚至一度成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其后走上没落之路。他介绍了与DJ之间的矛盾:“DJ结束与乔治·索罗斯的视频会议出来后,让我上车。

他给我看了竞选承诺。与市场原则相违背的太多了。我质问DJ:‘刚刚才说支持IMF方案,这样做怎么行呢’。”

接受采访的人们都抱有同样的期望:希望自己的经验与证言能为照亮韩国经济的未来添一份力。因此也没有忘记提出尖锐的忠告。

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揆成就金融业重组倾诉遗憾:“对于放松产业资本对银行的限制的方案,政界、市民团体、媒体等进行了极大反对。如果按政府方案实施,本会有一两家像样的本土银行。”

在林副总理体制下担任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的前国会预算政策处处长崔洸指出:“支出规模扩大、国家负债增加意味着走向大政府。古今中外,找不到‘大政府、小市场’让国民过上好日子的情况。即便现在,冻结或削减支出也是使国家财政健全的唯一方法。”

录入时间:2007/11/20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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