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0

[特派员专栏] 模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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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2月发生的事。北京市发布《关于外国机构及外国人购买住房的通知》后,驻北京的特派记者们变得异常忙碌。该通知明确规定,外国机构和外国人租赁或买卖非居住用房屋,或者以“原有”的居住用房屋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申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取得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记者认为,对外国人已持有的既有住房,即“原有”住房突然实施如此具有冲击性的财产权限制,是不合情理的举措,于是反复进行了核实。

然而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对“原有”各自给出了不同解释。有公务员确认称:“正如‘原有’一词所示,只要是外国人所有的住房,无论购买时点如何,都适用此类限制。”但也有公务员解释说:“不必在意‘原有’这个说法,只有在本次措施的实施时点2006年7月11日之后购买的住房才会受到出租限制。”这只是加剧了混乱。最终记者只能放弃发稿。

之所以重新想起这件早已过去的事,是因为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金融、税制相关措施中所呈现出的模糊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办公厅主任赖小民近日就外媒报道的“中国各银行冻结贷款”一文,正式否认称“没有这种事”。

尽管许多企业在银行窗口正被拒绝贷款。另一个事例是,中国税务总局要求高收入人群申报股票交易差价收益,这被解读为“资本利得税的重启”,税务总局随即通过匿名相关人士的发言予以否认。但不仅专家如此认为,连对税制存废拥有决定权的财政部也已将暂停执行的资本利得税重启视为既定事实。

再回顾2月的“限制外国人住房出租”措施,记者当时认为,如果北京市不用“原有”这一模糊用语而明确适用时点,就不会出现混乱。但如今不免产生疑问:是否故意使用“原有”这一表述,以留出可随意扩大法律适用范围的空间。

“中国存在许多无法遵守的法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还是小心为上。”一位企业家以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讲述的这番话,越来越让人有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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