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全球变暖而进行的温室气体减排正在重塑世界经济。
如果说此前是前哨战,那么从现在起才是正赛。欧洲已掌握了前哨战的主导权。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获得通过以来,欧洲于1997年主导通过了旨在强制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减排自2008年开始,2012年结束。但美国在义务减排配额(到2012年相比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7%)开始之前的2001年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是因为其判断,考虑到本国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根本无法完成义务减排配额。加拿大(6%的减排义务)也在义务减排期开始之前就宣布难以实现目标。日本曾以冠有本国城市(京都)名称的荣誉为重,堂堂正正签署承诺减排6%,但如今却推诿称难以达成。
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增长难以兼容、难度有多大,从发达国家实际减排成绩也可看出。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减少7%,但1990年至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部门)反而增加了19.8%。加拿大增加28.5%,作为能源效率代表国家的日本同期也增加了14.8%。
在美国、日本迟疑之际,欧盟(EU)迅速抢占了气候变化市场。这背后有强有力的“名分”支撑。“拯救地球”的名分过于强大。
但这其中隐藏着欧盟现实的算计。欧盟的环境相关技术已达世界水平,包括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机、燃料电池等技术。而且欧盟经济已进入成熟阶段,并非高耗能结构。经济结构已达先进水平,增长率也较为稳定。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林在圭表示:“按国别比较温室气体义务减排成本,欧盟仅为美国、日本的四分之一水平。”结果就是既能维持现实名分、又能将减排成本最小化的结构。
因此欧盟将气候变化公约与温室气体减排视为夺回此前被美国、日本掌握的世界经济主导权的“绝佳机会”。欧盟已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市场,占据全球排放权交易市场的80%。
美国此前虽看穿了欧盟的这种算计,但因本国高耗能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而一直后退观望,自去年起开始积极行动。美国提出的新监管方式并非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式强制配额减排,而是与经济增长挂钩的自愿减排方式。
然而美国内部要求“政府更积极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舆论也在升温。加利福尼亚州等地与联邦政府不同,自行将大幅减排温室气体立法化。有人预测,若明年大选中政权转移至民主党,立场也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美国同意采取欧盟式更积极减排的可能性正逐渐增大。
韩国在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上居世界第10位。这是因为以钢铁、石油化学、电力等高耗能行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使能源与产业工序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急剧增加。尽管如此,韩国仍未被列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义务减排组(附件1)。只有韩国和墨西哥虽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却被排除在外。这也正是在讨论《京都议定书》之后自2013年起温室气体减排方式的后2012谈判(POST-2012)中,义务减排压力将集中于韩国的原因。
韩国拥有对气候变化公约极为脆弱的产业与经济结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制造业比重高,高耗能产业比重也高。GDP中制造业比重方面,美国为14.9%,日本为20.9%,而韩国为26.4%。产业部门能源消费比重方面,欧盟为29.8%,美国为25.9%,日本为38.7%,而韩国为55.2%。一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必须削减能源消费,这种结构预计将令经济直接受到打击。
相反,韩国对因温室气体减排而新生市场的参与仍处于起步阶段。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宣布向因温室气体减排而形成的碳市场投资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抢占未来黄金市场,而韩国才刚刚开始设立碳基金。据悉,即便是以2000亿韩元为目标募资的国内碳基金,也因机构投资者关注不足、参与低迷而将大幅缩减规模启动。专家之间公开流传着“全球碳市场规模今后将超过石油市场”的说法。
总统直属国家能源委员会就此类现象承认:“我们对因气候变化公约而新形成的新市场的参与战略制定不足”,“尽管碳市场正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与技术激烈角逐的战场,国内金融界与企业的准备仍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