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来围绕是否允许而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的地面波电视中间广告,在本月2日的广播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获准通过。由于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广播界的敏感议题,决定出台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相当严重。
为明确此次允许地面波电视中间广告的意义,有必要具体审视“允许地面波电视播出中间广告是否正当”以及“在其公共讨论过程中暴露出哪些问题”。
地面波电视,尤其是KBS更为积极地主张允许中间广告,但正如公共广播的样板国家所示,采取公营与民营二元论的路径更为可取。从这一角度看,即便对民营广播允许中间广告,公共广播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允许中间广播。反而主张这一点是不道德的。再加上既非公营也非民营、根据需要变换面孔的MBC的例子,地面波电视对中间广告的贪欲实在毫无廉耻。但也不能马上只允许SBS播出中间广告。2006年录得553亿韩元净利润的SBS不仅无法在中间广告问题上积极出面,媒体需求也没有多到必须在节目中间插入广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达成的默契也不具正当性。
广播委员会作为研究引入中间广告背景而提出的地面波电视数字化转换费用问题,同样缺乏理由。若计划了新的投资,事先筹划资金筹措方案并推进高强度的经营效率化才是可取的态度。而且像MBC、SBS那样,虽说收益比过去减少,但仍每年实现300亿至400亿韩元以上当期净利润的民营广播公司,其数字化转换费用为何要由广播委员会来操心。
再看只对民营广播公司允许中间广告的德国。对公共广播极为有限地允许广告本身,并完全禁止中间广告,而为了民营广播的均衡发展则有条件地允许中间广告。重要的事实是,以去年底为准,德国电视广告占有率(20%)低于日报的占有率(22%)。在韩国广告市场,2006年地面波电视、报纸、有线电视的广告市场占有率为28.6比22.3比8.8(%),地面波仍然较高。再加上报纸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幅度远高于地面波的下降幅度。另外,虽说地面波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但也难以认为其原因在于广告制度本身。
而且此次允许中间广告一事,重要的是其决策过程极不合理。这可谓展现了韩国式公共讨论结构的典型。先抛出议题试探反应,待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争斗局面后,趁隙悄然按既定计划推进。允许中间广告并不仅限于特定媒体的广告市场占有率变化多少这一问题。允许新的广告制度具有可能动摇现有广播政策根基的破坏力。
出现问题时,把握问题原因固然重要,但对其解决方案将带来的副作用也应有多方面的讨论。这其中必须充分考虑相关方的意见,并需要政策决策者多层次、综合性的慧眼发挥作用。包括中间广告在内的广播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争论,因掩盖问题本质而具有消耗性。此外,抽象层面的“侵害观众主权”或对“娱乐化、商业化”的担忧若过度,也可能扭曲事实。越是像中间广告这样敏感的议题,越应以通过合理沟通达成的社会共识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