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强调“管理是为了人”。德鲁克研究管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间的幸福生活”。
他认为,个人要获得幸福,首先需要经济稳定和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必须获取利润并实现繁荣。
然而,德鲁克亲身经历了纳粹的非人道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洞察到在极权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不可能提高物质消费水平,于是逃离了德国。
因此德鲁克主张,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是核心劳动力,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解放知识工作者的创造力。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工作者必须提出并回答一个过去从未提过的问题,即“我应当贡献什么”。
换言之,他主张拥有知识的人应超越个人的“成功”,为建设一个更好、更有魅力、更具功能的社会做出“贡献”(from success to contribution)。
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率低,而是与道德和伦理相关的问题。知识社会中的所有劳动者都拥有作为生产手段的知识。如何在企业中、在社会中使用这些知识,正是贡献意愿的体现。
1979年与西奥多·舒尔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瑟·刘易斯曾主张,一个国家要过得更好,就必须具备“经济化的意愿(will to economize)”。
德鲁克在最近的著作《最后的洞察》中建议,进入21世纪后,企业若要作为创造经济成果的机构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正视21世纪的企业环境,并使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
德鲁克所说的“最后的洞察”,是指必须把焦点从“成功的意愿(will to succeed)”转向“贡献的意愿(will to contribute)”。“经济化的意愿”归根结底是经济上“成功的意愿”。因此21世纪的知识工作者应超越刘易斯所说的“经济化的意愿”,如今必须拥有“贡献的意愿”。
1990年代,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和知识角色的变化,一场看不见的革命正在推进——换言之,这是与共产革命或极权主义革命不同、不流血的革命。其结果是信息泛滥,公司与客户跨越地理限制而接触,客户掌握权力并控制公司,区分公司内外的墙壁也随之倒塌。
因此今后企业的成败,将取决于是否具备以不同方式连接“已成为生产手段的各种知识”的能力、把知识与其他知识整合的能力,以及把知识与客户结合的能力。
德鲁克把21世纪的企业环境视为由乐高玩具构成的乐高世界(lego world)。21世纪知识企业的行为,可以比作以乐高积木为基础制作各种玩具的行为。
对个人或企业而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乐高积木能够拼出什么。德鲁克说“已经无法再严格区分竞争者与合作者”。既会与竞争对手合作,也会与合作伙伴竞争。
如今只存在能够以多种方式组合的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选择途径。例如在功能演进速度极快的手机市场,多家企业必须结合各种功能,满足甚至超前提出客户的欲望,才能成为赢家。索尼与爱立信的结合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
德鲁克很早就知道客户是企业的中心。他洞察到,被客户抛弃的企业无法生存,因此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
德鲁克对咨询委托人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你的事业是什么”“你的客户是谁”“客户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真正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何在,一旦知道了问题,就能找到答案。德鲁克的提问看似简单,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客户已不再被动。
德鲁克主张,聚焦于竞争对手的“过去型企业”将会消失,只有相互合作的企业才能存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自己拥有的乐高中水平较差的部分丢掉或交给别人。
总之,创新始于在为时未晚之前丢弃能力较差的资源。此后企业或个人才能以自身的优势为基础,为组织和社会做出贡献。
“好的东西”会妨碍“伟大的东西”。以此类推,只执着于个人的“成功”,或许会妨碍“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