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北首脑会谈赴平壤归来后,记者顿感胸口郁结。事实上,初次接触平壤的人对朝鲜民众困窘生活的怜悯,或对金正日体制的不安,对四年前曾到访的记者来说并无太多触动。那么,究竟为何仍感胸闷?
那正是首脑宣言衍生出的现实烦恼——“钱的问题”。果不其然,宣言文墨迹未干,媒体便把经济合作的财源问题推上了争论焦点。但以做了十几年记者的资历,不至于因此就喊憋闷。
若不是这个……那便是青瓦台和政府人士鹦鹉学舌般反复念叨的那些说法。是事先约好了吗?财源争议一爆发,高级官员们便千篇一律地重复“在财政范围内”这句话。紧接着的说法则是,只要引入民间资本和国际机构的资金就行。最后甚至搬出了李宪宰前副总理时期作为景气刺激措施推出的民间投资事业(BTL)方式(官员们误以为抛出艰涩词汇,国民就不会明白)。
然而,以两次访问平壤的经历和多年经济记者生涯所形成的直观算术感受来看,政府的这种姿态是“以手掌遮天”,是“掩耳盗铃”。
即便不提韩国产业银行把经济合作费用计算为60万亿韩元、民间研究机构推算需数十万亿韩元资金,仅靠作为财政唯一通道的南北合作基金来充抵对朝所需资金,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政府所自信的国际资本流入,凡去过朝鲜的人都能立刻明白那是何等遥远。作为“新式武器”推出的BTL,其机制上为保障收益率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财政投入。
倘若抱着“反正事业实施是下届政府的事”的心态,把“靠财政就能办到”当作金科玉律抛出,那就真是欺世惑众。政治人物或因选举而不得不如此,专业官员却不该这样。“特定政权”是有限的,而经济官员不是无限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