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关乎各国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国家间行为体系,包含和平谈判、说服、妥协乃至以武力相威胁等多重含义。外交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对外政策的一环,也是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尺。因此各国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正通过获取并分析有关对方国家的准确信息来制定和决定政策,并迅速加以执行,从而培育外交能力。
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急剧加深的后冷战国际社会中,战争与武力使用受到诸多制约,因此通过外交追求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外交的范围比以往更为宽广,不应将其狭义地理解为“解决国家间已发生问题的手段”,而应广义地认识为“实现一国外交政策并落实国家对外目标的手段”。
此前的阿富汗人质绑架事件直截了当地展现了韩国外交的现状。与希望23名被绑者平安归国的心愿不同,国民因信息混乱和对当地状况的无知而倍感郁闷与痛心。此次绑架事件以2人牺牲告终,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对于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应对是否得当,争议不断。有意见指出,在绑架事实被公开后,政府以总统发表讲话和派遣外交部第一次官赴阿富汗作为应对,争取了时间,但因应对不够精细,导致后续措施的准备出现偏差。虽说这是为避免最坏情况的苦肉之策,但包括总统在内的最高级外交渠道过早启动,使韩方战略失去了灵活性。
因缺乏客观而具体的信息而左右摇摆,也成为受批评的对象。伊斯兰地区特别是阿富汗方面专家的不足,以及对阿富汗国内外形势判断的欠缺,成为解决此次事件的巨大障碍。
政府初期实际上将与塔利班方面的释放交涉全权交由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自身退居二线,这一点也被指为问题。当然,基于不能与恐怖组织谈判的原则,以及对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主权国”阿富汗政府的解决努力只能予以信任,但在2名人质牺牲之后才了解阿富汗国内状况,这暴露了韩国外交战略的漏洞。
使21人生还的成果固然重大,但直接面对面谈判的后遗症似乎也不轻。曾被视为一介恐怖集团的塔利班,借此次绑架事件获得了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强化政治地位的契机。违背“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原则”的韩国,难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冷峻批评。谈判达成后,加拿大、德国、阿富汗等国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韩国外交的做法,美国也表现出消极姿态。
通过此次事件,韩国政府获得了将本国外交提升一个层次的宝贵经验。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正如同一个共同体般运转,信息化正引领这一趋势。韩国外交也应顺应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而科学化。必须克服信息收集的薄弱环节,提高信息分析的精确度,使外交效率最大化。还应通过外交现场的网络化,提高对当地情况的理解度。同时应通过构建相关部门间的合作体制,推动外交渠道的体系化。
外交即国力。各国可通过外交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之处。只有能够自我守护的民族和国家才能在冷酷的国际现实中生存,为此绝不可有安于现状的外交姿态。如今必须通过培养当地问题专家和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培育能够兼顾名分与实利的外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