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公务员或国务委员大多不是国际型,而是内需型。由于国会或韩国监查院等机构过度的管理监督,独创性与效率低下也是现实。”
在首尔道谷洞办公室接受采访的陈大济(见图)Skylake Incuvest代表理事,以其在参与政府时期担任信息通信部长官三年的公职经历为基础,对政府部门的因循守旧和落后的国际感觉表达了遗憾。
他接着强调:“下一代领导人必须是懂经济、理解世界的人”,“让韩国实现先进化、全球化,把国家带向在国际社会受尊重的地位,这样的人当总统是国民的、时代的要求。”
他强调:“参与政府起到了为我国过去20年持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画上句号的作用”,“如今,由具有丰富全球经验的下一代领导人发展韩国的活力、让国民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时代精神。”
以对陈代表的采访作为收尾,历经10期的“GQ”系列得出的结论是:韩国正站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岔路口。若能充分发挥韩国人特有的活力、灵活性与挑战精神,跃升为发达国家是可能的;但若像现在这样,企业与政府、国民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得不到化解,就将无法摆脱万年中等国家的处境。
——您认为韩国企业乃至韩国经济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品牌、价值是随时期和地区而变化的相对概念。如今我国企业的优势,可能与过去或即将到来的未来不同。过去20年,韩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低廉的工程成本。设计产品的技术人员通宵工作、努力做出成果,结果能以更低的价格造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归根结底,正因为技术实力即工程人力强,过去20~30年韩国企业和经济才得以发展。现在韩国值得拿出手的仍是把基础技术商用化的工程能力,我认为未来也会如此。
——最近中国、印度正在崛起,但事实上作为全球企业能力得到强化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韩国企业仍被评价为本土企业。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韩国甚至落后于台湾企业,这是现实。举个简单例子,台湾企业人士会在名片上印英文名,而我国名片上印英文名的情况很少。而且与全球企业不同,我国企业几乎不会聘用当地人担任海外法人负责人。三星集团、LG等大企业也一样。也就是说,习惯于“自己人之间”,倾向于把外国人视为难以掌控的不信任对象。要成为全球企业,必须打破这种认识。好在部分企业采取了社长是韩国人、副社长用外国人的“层糕结构”,但在海外尽可能聘用当地人、使公司本地化,才是全球化的捷径。此外,成为全球企业的基本能力是英语。不会英语,技术再好也做不了营销,卖不出东西。
——您认为韩国企业最欠缺的是什么?
▦韩国在钢铁、造船、信息技术(IT)等商业化和大批量生产方面表现出拔群的实力,但在基础技术、零部件、新材料等研究方面落后。在整合散布于全球市场各要素的信息能力、研发(R&D)等白领部门的人力管理上也较弱。对他国的政治影响力和主导世界标准化的能力也不足。结果韩国企业只是把别人开创的事情做成产品出口获利,自身主导产业的能力不足。问题在于,在商业化上曾领先中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迄今韩国企业在全球化方面所具备的优势,现在中国也能做到了。如今必须创造另一种形态的价值,这才是我们能够领先中国的竞争力核心。
——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有让人立刻联想到的国家及企业形象。您认为可以凸显的韩国特性价值是什么?
▦三星集团在迪拜建造的超高层建筑、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和汽车产业等,在重厚长大产业与尖端产业中瞬间造出好东西的这种充满活力的形象。也就是所谓“Dynamic Korea”的形象。应当发挥充满活力的韩国这一形象,并在其上加入创意加以发展。
——最近潜在增长率下降、企业家精神后退,活力似有所减弱。
▦到80年代初,在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压制了民主化和人权。作为其反作用,过去20年韩国走上了民主化之路。现在需要有人来收尾。我认为卢武铉政府承担了为民主化时代画上句号的角色。只有这样,今后才能实现跃升为发达国家所需的高增长。至今在民主化过程中,国民的潜在诉求和受压迫者的情绪已开始一定程度平息。卢武铉总统将作为解决了许多课题的总统被留在历史中。如今迎来新时代,提升国家竞争力正在形成国民共识。下届总统候选人也都各自强调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代领导人应把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作为课题。必须是能让想工作的人有工作、把韩国建设成在国际社会受尊重的国家、顺应国民要求把国家带向发达国家的人。为此,我认为下一代领导人必须是懂经济、懂世界的人。只有具备全球经验、理解我们是世界社会一员的人,才能为民族主义和民主化时代画上终止符。
——前不久首尔大学工学院招不到新任教授,曾成为社会议题。若有吸引在海外活动的人才回国的方案,请谈一谈。
▦比如首尔大学要引进世界级学者当教授,仅凭首尔大学这个名字不行,必须具备他们所需的研究设施、各项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等。相反,企业为引进优秀人才,社长会亲自多次上门,提供相当于普通职员数倍的年薪和特殊待遇,因此得以吸引海外人才。而且现在企业的地位反而高于大学。在这种条件下,大学要吸引高级头脑,首先教育部要改变观念。没有国民共识和国家支持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为海外人才提供能够有所成就的机会最为重要。年薪是次要因素。当今时代划时代的自我发展机会确实比过去少,但关键在于说服他们:在韩国有机会挑战新领域、做出精彩的事业。
——正如李健熙会长对5年后新增长业务表示担忧那样,对迄今拉动韩国经济的国内制造企业的未来,担忧的目光很多。
▦日本在10年萧条过程中被我们夺走了很多东西,但依然稳固地坚守着。日本至今仍有大量占据世界市场80%以上的零部件产业。今后我们会被中国夺走零部件组装等许多产业领域,但关键在于这一过程中能维持竞争优势多久,以及能守住多少核心环节。
有人主张现在应放弃制造业、集中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但这是错误的想法。由于人工费上升等原因,制造业附加值下降是事实。但过去因附加值下降为由,过快地放弃了制鞋业等部分制造业并转让给中国等,而如今利用新材料等,制鞋业不也完全能够提高附加值了吗?不能重复这样过去的失误。
当然,包括金融在内的知识基础服务业人均附加值远高于制造业,更重要的是,这是走向发达国家必须培育的产业。若在知识基础产业上落后,最终将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要在将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教育、医疗服务、金融等都必须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为此应从现在起逐步开放市场、提高竞争力,为未来的竞争做准备。
——国际竞争力最差的是政府领域。
▦与新加坡比较一下。新加坡公务员英语流利、国际感觉出色,而我国全是“内需型”公务员。选国务委员也是国内型,不是海外型。更重要的是,公务员在结构上无法发挥创意。在公务员社会里,尝试新事情一旦出错就无法升迁。做好了也没有激励,于是变成不惹事为好。而且政府里束缚做事者自主性的管制太多。比如国会、国政监查、韩国监查院等管理机构太多。于是不必要的工作也增多,工作效率下降。
——最后,请就实现先进韩国讲几句。
▦我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但有前提条件。首先必须化解社会矛盾。企业与政府、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民与企业、国民与政府之间必须彼此信任。因为互不信任,所以与其交由自律,监督和监视反而增多。像那样事事都要管,效率和创意必然下降。
● 陈大济前长官是
“IT强国韩国”神话的主角
跟随陈大济前信息通信部长官的修饰语不止一两个。
挺立起三星共和国的“半导体先生”、“信息技术(IT)韩国”神话的主角、参与政府历届任期最长的长官等,都是指他的说法。
正如他的著作书名《经营热情》所示,陈前长官走过的足迹贯穿着对培育我国IT产业的热情。1952年出生于庆尚南道宜宁,克服艰苦环境走过京畿高中、首尔大学电子工学系等国内精英路线,他作为“国费留学生第1号”赴美,取得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电子工学硕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学博士学位后,1983年入职美国IBM沃森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世界级企业中能力获得认可之际,他抱着“要用半导体压倒日本”的信念,毅然接受Samsung Electronics的挖角邀请,这是著名轶事。此后他历任1999年Samsung Electronics半导体总括系统LSI代表理事、2000年Samsung Electronics数字媒体总括负责代表理事社长,为Samsung Electronics压倒索尼、跃升为全球一流企业作出贡献。
参与政府成立的2003年,他作为信息通信部长官入阁,三年间致力于把韩国提升为名副其实的IT强国。自去年卸任长官职务后,他任韩国信息通信大学讲座教授,同时设立IT专业投资公司Skylake Incuvest,作为创投投资专家展开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