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礼遇一流,才能成为一流国家” [GQ 接力访谈] 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左承喜(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客座教授)
记者 崔亨旭 choihuk@sed.co.kr 记者 辛京立 klsin@sed.co.kr 摄影=记者 金东浩
“参与政府对外宣称要成为一流国家,对内却贬低一流、把一流赶到国外,呈现出自相矛盾的面貌。”
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左承喜(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客座教授)在首尔忠武路Seoul Economic Daily大楼进行的访谈中始终强调“礼遇一流才能成为一流国家”,对重视“平等”的现政府一路直言批评。
左院长指出,当下制约首都圈、大企业、首尔大学与优秀人才发展的平等主义,正把韩国的向阳之地拉入阴影,使社会向下拉平。他特别强调:“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是好政策”,但“若像现在这样束缚经济主体的手脚,反而会助推产业空心化,成为韩国经济的毒药”。
左院长担忧地表示:“过去20年民粹主义(迎合大众主义)主导,拉低了韩国经济”,“韩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已超过10年”。因此,他把“差别化领导力”列为下一代领导人的首要品德。也就是说,领导人不应把所有人向下拉平,而应优待“明星”、扶起贫困者,把全体国民带到向阳之处。
-从迈入发达国家的角度评价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
▦发达国家就是富裕的国家。必须涌现大量富人、兴旺发展的人,以及努力工作、具备一流竞争力的“明星”。要礼遇他们,让他们愿意留在韩国。韩国一边说要成为一流国家,一边贬低一流、把一流赶走,呈现自相矛盾的面貌。参与政府对外采取自由贸易协定(FTA)等面向发展的开放政策,对内也以一流为目标。但在内部却推行赶走一流、令其不便的逆发展、反先进化政策。
FTA是好政策。但在如今国内经济参与者手脚被束缚、纷纷出走海外的情况下签署FTA,韩国市场可能会空心化。国内企业在经营管制、选址管制、工会问题三重压力之下,一旦市场开放,很难与美国企业竞争。FTA这一好政策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韩国经济的毒药。
-参与政府的国土均衡发展是否也从同样脉络来看?
▦意图虽好,但拖住发展好的地区的脚步,对国家整体发展没有帮助。现在的政策最终是把韩国向下拉平。正如领先者成为角色榜样、提升整个社会一样,首都圈应成为发展模式。例如大田、忠南的人均收入位居国内第二,是因为有京畿道这一制造业带;京畿道经济规模壮大,则是因为有首尔。也就是说,发展是按首尔—首都圈—地方的顺序实现的。如今地方困难,是因为发展还不充分。因此均衡发展的核心不应是首都圈管制,而应是地方发展。应保留首都圈,同时推行照顾落后地区的政策。同理,应让江南成为韩国的纽约,取而代之的是在釜山、光州也打造江南。这才是均衡发展。
-您指出韩国10多年前就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但从增长率指标看,不是进入参与政府后增长率才向下收敛的吗?
▦增长率下滑始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反复起伏但持续下降,降到如今的4%水平。认为4%增长率不算差的看法是失败主义。也有人指出成为发达国家后增长会放缓,但发达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的是美国。归根结底,增长率取决于用什么政策来激励国民、创造社会的活力。
以4%的增长率,不足以提供让国民得以生活的岗位,以及让大学毕业生能以中产阶层自豪的岗位。靠这种让企业把出口赚来的数十万亿韩元带到海外的贬低一流主义,就业不会增加,内需也不会复苏。
-那么在当前状态下,是否没有迈入发达国家的可能?
▦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变化,目前很难。所有人都应想着要成为一流,如果能为不努力找借口的国民很多,通往发达国家的路就遥远。国家若要成为世界领袖与强国,就必须让所有国民成为一流,而不能试图把所有人向下拉平。下届政府应把扶起国民作为课题。靠政府养活国民的“超民主主义”无法成为发达国家。必须让人们树立生活好坏是个人责任的观念。
-那么韩国的福利制度应如何发展?
▦人们说对标发达国家就是全球标准,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并非样样都做得好。只看欧洲多国过去20~30年陷入1%以下的低增长就能明白。若以福利政策是帮助弱者的想法来看,制度越强化,国家越困难。应把福利政策视为发展政策,扶起国民。为不重复发达国家的失败,不能支持低收入层在阴影中安逸度日,而应为他们创造能努力工作、走向向阳处的能量。贫困与困难不应成为无条件受到政府礼遇的条件。
-您如何看教育问题?
▦解决教育问题适用的道理也没有不同。要培养优秀学生,就要礼遇学习好的人、出色的人。强调平准化教育,教育无法改善。必须承认领导者与他人不同、应受到礼遇。否则就出不了领导者。如今30~40年前能考上首尔大学的学生全都去了美国。在这种状态下,国内不可能产生下一代领导者。在韩国,即便考第一名,也会因家境富裕而拿不到奖学金。得不到礼遇,学习还会有劲头吗?社会应能让人以优秀为荣,若遵循抹掉成绩好、肯努力的人、把所有人变得一样的教育制度,国家就会衰亡。
-为积极吸引居住海外的优秀人才,有何方案?
▦必须倾听他们想要什么。必要时也应能战略性地利用允许双重国籍。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只按自己的心意设定标准再叫人回国,是没有用的。诉诸爱国心的方式不可能一直有效。
-把话题转向企业。国内制造企业的困难正在加大。
▦政府认定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效果大、因此应扶持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信念,以及认为应培育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认识,错误很大。出自错误理念的政策正在让制造业不便。从事制造业的大企业投资会带来对中小企业的需求,最终连接到中小企业的就业创造。尽管如此,却认为不必大企业投资、只要增加中小企业就行,这是错的。
此外,大企业管制、尤其是选址管制的责任也很大。国内各种管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造业部门。前面也提到过,首先应在国内政策上消除对制造业不利的条件。然后再开放对外市场,FTA将成为韩国经济的良药。
-按国际标准,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也被评价为很高。
▦尽管多年推行扶持政策,服务业发展仍未实现,原因在于管制。很多人认为服务业应由中小企业来做,但没有理由不让大规模资本进入。事实上在韩国,强大资本可做的事并不多。企业一年赚10万亿韩元也没有地方可用。因金融与产业分离,进入金融业被堵住,也不能进入农业部门。结果管制多,就走向海外。其结果是内需低迷,服务业也得不到改善。也就是说,大企业赚的钱流入内需的通道因理念而被阻断。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最终是大资本。这并不是说要给强大资本特殊优惠,而是应放开管制,让各方能做与自身能力相称的事。在如今这种情绪与政策格局下,我认为服务业或农业的培育都很难。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
▦在平等与自由这两个民主主义理想中,如果过度偏重平等的视角,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良好。美国兴盛的原因,是比平等更强烈地追求自由。
人类的变化过程中若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变化;在经济上,发展也是通过差等而来的。力量向做得好的人集中、经济力集中,但这是自然的过程。不是因为首都圈集中国家才出问题,而要懂得看到唯有集中韩国才会好。
20年间,平等这一理想持续拉低了韩国经济。今后出现的领导者,必须是理解差别与差等之理的人。不是把所有人向下拉平,而是要给出动力,把所有人提升为强者。这就是所谓差别化领导力。要优待“明星”、扶起贫困者,不是让处于阴影中的人填满韩国,而要成为把所有人带到向阳处的领导者。
“过度的平等·均衡式超民主主义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因”
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左承喜把韩国经济未能跃升为发达国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原因归结为“超民主主义(Superdemocracy)”。
也就是说,对平等与均衡的理想过度化的超民主主义压制了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拖住了市场的脚步,使韩国经济正在丧失活力。左院长表示:“在资本主义中,市场必须存在差异”,“没有差异,变化不会开始,也没有发展”。
曾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B Reich)在《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美国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收入不平等,民主主义无法运转;而在韩国正发生完全相反的现象。
他解释说:“第五共和国之后,我们的政策中进入了很多民粹主义要素,对强者的管制随之强化”,“韩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已超过10年”。也就是说,偏重平均化,反富人、反大企业、反首都圈、反首尔大学等反一流政策固化,社会活力下降,因而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左承喜院长是怎样的人
韩国代表性的市场主义经济学家、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左承喜1946年生于济州,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并在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韩国银行曾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RB)经济学家,1985年转任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历任宏观经济组组长、法经济·全球化改革组组长等职,并出任KDI院长。
自外汇危机前夕的1997年至2005年,他担任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走在传播市场经济的前列,此后担任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客座教授兼京畿开发研究院院长。著作有《进化论的财阀论》《命令行不通的经济》等,去年出版的著作《新国富论》集中体现了他关于摆脱平等主义的“差别”引领韩国经济发展的讯息。
录入时间:2007/09/03 1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