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27

[谈GQ] 全光宇国际金融大使(德勤韩国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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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全球化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有多少海外专业人才在国内开展工作’。”

全光宇(图)国际金融大使(德勤韩国会长)表示:“在金融国际化时代,一边以金融枢纽为目标,一边又强调‘本土’公司,这种矛盾实在令人遗憾。”他认为必须克服排他性民族主义。

他说:“培养英语能力以克服语言壁垒也是重要课题”,并解释称“邻国日本未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语言国际化方面落后”。他在强调引进外籍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强调应善用韩人网络。不过他表示:“要让他们真正在国内金融产业现场开展工作,不能只靠诉诸爱国心”,“还需要营造能够给予与市场价格相称的差异化待遇的经营风气”。

此外,对于有观点指出发端于美国的信用紧缩危机加剧了全球金融不安,他解释称:“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问题不应成为为反全球化立场提供辩护的借口,而应被理解为要求加倍努力提升金融能力、提高全球风险管理效率的信息。”

——长期在海外生活,对全球化思维应该有很多想法。

▦很难一言以概之,但大体可分为硬件层面和软件层面来思考。在硬件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之后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虽然最近有所减少,但外国投资者在国内股市的比重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外汇自由化也持续推进,已扩大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水平。在实体部门,除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外,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等自由贸易体制的扩大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反,软件部门并没有太大改善。在龙星(Lone Star)问题等事件中凸显的反外资情绪,以及部分工会非生产性的斗争方式,

反而比困难的IMF危机刚过时有所倒退。政府的监管改革和监管体系的先进化也仍有不足,我认为需要力度更大的亲市场革新。企业的全球增长战略,相对于即将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的我国经济规模而言,非常不足。

——IMF时期,韩国曾被评价为井底之蛙。

▦最近我曾与全球性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Temasek)会长会面。当时我问他,就构建金融枢纽而言,提升韩国的全球化水平最需要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最需要的是‘构建全球化思维’。”当然这是原则性的说法,但我们要在全球化时代成为赢家,除制度改善和有形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应加倍努力培养全球化思维。

——要实现全球化思维,需要拆除哪些壁垒?

▦强化市场的自律功能、遵守法律与秩序的先进公民意识,也是构建全球化思维的必备要素。必须把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排他情绪转变为理解与尊重的精神。同时还要增强对全球标准的接纳意识。也就是要克服排他性民族主义,具备健全的世界公民意识。

对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因素应明智应对,但与其执着于此,不如确立更主动、更前瞻的思维模式,树立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的愿景。在金融国际化时代,一边以金融枢纽为目标,一边又强调‘本土’公司,是令人遗憾的景象。培养英语能力以克服语言壁垒也是重要课题。不应忽视的是,邻国日本未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语言国际化方面落后。

——说到金融枢纽,人才培养依然是问题。

▦正如“做钱的生意靠人”这句话,金融的竞争力和全球化取决于人才。从宏观层面构建金融枢纽,或在个别金融机构层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课题都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需要一份涵盖金融人才培养整体供需预测与对策的路线图。专业化的MBA项目也有必要,但从长期看,还应同步努力提高全民的金融素养指数(Financial Quotient)。教育的实际

效果需要时间,因此引入适当的宏观与微观激励措施以吸引海外韩人及外籍人才、改善在韩居留者的国内生活环境,也是应推进的课题。

——除金融人才培养外,是否也有必要利用海外韩人网络等资源?

▦利用韩人网络在掌握潜在人才统计方面也有必要,我国驻外机构也能发挥有益作用。要让他们真正在国内金融产业现场

开展工作,不能总是只诉诸爱国心,因此从改善需求条件的角度看,也需要营造能够给予与市场价格相称的差异化待遇的经营风气。有说法称,金融专家受到应有待遇,金融人才培养就会自然实现。衡量全球化水平的标准之一,正是有多少海外专业人才在国内开展工作,这一点不也值得关注吗?

——对新型金融危机的不安感正在升高。国际金融市场因次贷危机而剧烈震荡。

▦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开放体制下,大小经济危机及其扩散不可避免。不同的只是危机的原因和波及程度。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不良引发的信用紧缩问题,是在资产证券化趋势扩大、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基金间收益竞争等背景下,因美国住房市场萎缩而被触发的。市场心理迅速恶化导致影响扩大,源于担忧其会与衍生品市场、日元套利交易平仓可能性等相关联并扩散,这与90年代IMF危机或80年代美国储贷(S&L)危机等有所不同。近期的信用紧缩危机不应成为为反全球化立场提供辩护的借口,而应被理解为要求加倍努力提升金融能力、提高全球风险管理效率的信息。

——也有评价认为,国内受影响较小,反而说明全球化程度不够,副作用因此有所减少。

▦当然,国内银行直接损失较小,可以说是得益于资产构成中次贷债券持有比重较低,但这并非只值得高兴。就像害怕蚊子而终日关门,虽然不会被蚊子咬,却会有诸多其他损失,应准备蚊帐或驱蚊药,但门要开着——逻辑是一样的。对金融机构

经营而言,风险不是回避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在开放体制下,全球增长战略不是国家政策或企业经营的选项,而是必需。可以明确的是,以衍生品开发为代表的金融环境急剧变化,正在提高对新型风险的认识与应对的重要性。

——全球流动性扎堆带来的副作用今后仍会持续出现。所谓世界顶级金融机构也难以摆脱风险。

▦信用紧缩危机甚至波及高盛等全球一流优质投资银行,其原因同样可以在流动性过剩、对冲基金高杠杆(借贷依赖度)、为提升收益而增加替代投资所呈现的扎堆现象(herd behavior)中找到。扎堆现象再次表明,随着市场心理变化,它会放大危机,导致“过热与破裂”的恶性循环。对策的内容与评价是敏感事项,但部分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初期应对未能获得市场信任。韩国银行最近的加息,结果来看时机也不佳。当然,过度的政策应对始终存在反而

自招危机的风险,但如本次FRB这样反应过于安逸,也表明可能加深市场参与者的不信任。也有批评认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反而以错误信息误导了市场。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及运作上的不透明性也被摆上了台面。

——国内也在制定相关对策。

▦从当前问题的本质来看,国内情况可以区别对待,因此从投资者角度看,宜避免过度反应。事实上,正如台风并非只带来损害,还有净化海洋系统的功能,市场冲击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负面的。例如,曾对出口竞争力构成负担的美元

及日元汇率,也可能在短期内向均衡价格调整。过度的波动性需要警惕,但考虑到国内整体经济复苏势头和南北关系改善等因素,股市调整也应从更长期的视角视为投资机会。

——虽已迎来外汇危机爆发10周年,但主流看法认为国内金融产业的全球化仍不充分。

▦外汇危机之后,通过力度很大的结构调整和公共资金投入,国内银行在资本充足性、资产健全性和收益性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BIS比率从7%左右提高到13%,不良资产比率从10%以上大幅改善,维持在1%左右。收益性方面,资本收益率也从负值提高到20%以上。但由于过去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收益、集中于存贷利差的收益结构、薄弱的治理结构以及缺乏全球化思维的最高管理层等原因,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并没有太大进展。

——如何看金融枢纽愿景的可实现性?

▦要提高金融枢纽愿景的可实现性并提前其时间,我认为需要思路转变,即相关人士要具备全球化思维。需要打破监管,从政府主导的思维转向培育市场参与者的创造性与领导力,并且所有相关部门之间应共享枢纽愿景、相互协作。推进金融国际化时,旧时代的产业政策思维并不适用,政府应聚焦于催化剂角色,让市场来引领。事实上,认为金融枢纽建设进展缓慢、口号很多却没有执行的负面评价不少。

——外国资本仍认为对韩国的风险不小。外国投资者最担忧的是什么?

▦海外投资者指出的代表性风险因素是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年因朝核事态而恶化,但随着六方会谈取得进展以及对首脑会谈的期待,已相当缓解。韩美FTA也被评价为有助于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事实上,近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上调韩国信用评级正反映了这一点。

经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一贯性、可信度也是外国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此外还有因龙星问题而凸显的反外资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他们认为,韩国在把投资收益视为承担风险的补偿方面较为吝啬,且该标准在国内外投资者之间有所区别对待。同时,政府部门之间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被指为担忧事项。关于应对敌意并购(M&A)的立法必要性,财政经济部与韩国金融监督院的立场差异应事先协调,以免向外国投资者传递混乱的信息。

■ 全光宇大使是谁

外汇危机时负责国家IR,成功以优良条件发行国债

全光宇国际金融大使与韩国正式结缘的契机是1997年外汇危机。当时全大使任世界银行金融领域首席经济学家。应韩国政府的支援请求,他被任命为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的特别顾问,除制定金融结构调整、资本市场活跃化等对策外,还执行了当时最重要的国家IR,成功以优良条件发行国债。2000年,他就任国际金融中心第二任所长,负责介绍国际金融相关议题并制定战略。

友利金融集团成立后,全大使被任命为首任战略总管副会长,作为韩国首家金融控股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开展工作。2004年以后,他担任全球会计与咨询集团德勤(Deloitte)韩国会长。

今年年初,他被任命为授予部长级人士及相关领域最高专家的对外职名大使——大韩民国国际金融大使,主导国家IR等活动。全大使目前还担任浦项集团的外部董事。

全大使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MBA)及财务领域经营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完成最高经营者课程(AMP)后,历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营学教授、美林等投资银行顾问,并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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