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20

[发达国家之路在于GQ] 培育中产阶层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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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30年来两极分化加剧,作为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活力正陷入危机。”

这是今年2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本·伯南克的警告。作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华尔街日报》(WSJ)也在今年5月的专题报道中提出反省论,称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使两极分化在中等收入国家广泛蔓延,但细究实情,发达国家同样受到贫富差距矛盾的困扰。

那么,如果逆转全球化趋势,两极分化就能解决、实现均衡增长吗?答案非常否定。正是在世界舞台上确保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解决两极分化。若只专注于分食内部资产的分配,结果只会使“股份公司韩国经济”的动力本身枯竭。专家们还诊断认为,一旦两极分化问题变成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之路也将愈发遥远。全球化可谓既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又是解决者的“双刃剑”。

◇全球化的阴影,中产阶层崩塌=被称为全球化最大受益国的美国,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富裕层与贫困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前20%(第五分位)的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43.3%升至50.1%,而第一分位则从4.1%降至3.4%。尤其第三分位也从17.4%降至14.7%,中产阶层的解体正在加速。

这种贫富差距扩大在曾自夸“全民皆中产”的日本也同样存在。据日本内阁府调查,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日本人比重从1973年的61.3%骤降至2004年的52.8%。原因是经历泡沫经济和十年萧条后,阶层间资产差距、正式职工与非正式职工的工资差距扩大。西欧虽比美国、英国情况稍好,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加剧,收入不均同样在深化。

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是赢者独占的“赌场资本主义”扩散导致中产阶层减少。尤其中国、印度的崛起正在加速这一进程。这些国家不仅在玩具、纺织、鞋类等轻工业领域,也在信息技术(IT)、钢铁领域蚕食市场,威胁相关产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

前韩国银行总裁朴升表示:“一旦开放,中国等地的低工资扩散到全世界,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并称“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会持续壮大,竞争劣势产业则会沉没”。那么,拒绝全球化能成为化解两极分化的方案吗?

◇全球化也是两极分化的解方=专家分析认为,虽然全球化正加速两极分化现象,但依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可以缓解。尤其对于全球化增加了财富总量和全球中产阶层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

据去年底世界银行(IBRD)的《至2030年全球经济展望》,目前仅约4亿人的全球中产阶层到2030年将增至1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5%。这意味着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韩国必须通过全球化寻找机会。

朴总裁表示:“两极分化并非源于经济失败,而是源于成功”,“这是世界经济向效率体制重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虽然痛苦,但长期来看是值得欢迎的”。意思是,只有通过整体经济的质的飞跃提升薄弱部门的竞争力,才能解决两极分化。伯南克主席之所以说“全球化与技术革新既是两极分化的原因,也是解决方案”,也正因如此。

韩国经济自1960年代以来通过开放与全球化实现经济增长,中产阶层随之壮大,这正是佐证。实际上从1984年到外汇危机之前,韩国的收入两极分化指数在高经济增长率和工资上涨率的推动下呈改善趋势。

但由于外汇危机的后遗症,韩国的收入两极分化虽好于美国,却比日本恶化。这是因为外汇危机后在大企业、金融、劳动领域的结构调整,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式职工与非正式职工、大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出口增加→投资、就业增加→消费增长”的经济良性循环链条被削弱。

◇参与政府时期中产阶层进一步解体=“‘风光的20%’享受压缩增长的果实,而‘没有希望的80%’则在压缩增长的背面绝望。”

这是去年青瓦台简报连载10次的两极分化系列的主旨。专家批评称,参与政府把两极分化议题当作恢复支持基础或强调分配政策正当性的手段,反而使问题变得复杂。两极分化是全球性现象,也是外汇危机的后遗症,却被归因于压缩增长,从而偏离了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克服外汇危机后一度短暂改善的两极分化问题,进入参与政府后呈恶化趋势。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数据,1996年为55.54%的中间层,在IMF事态后的2000年减少至48.27%,到2006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43.68%。也就是说,外汇危机后解体的中产阶层短暂恢复后又再度减少。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安钟范表示:“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应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景气而唯独我们萧条中寻找”,“不通过创造岗位或景气回升,而只是多征税来化解两极分化的想法很危险”。

◇解方是通过增长培育中产阶层=因此专家指出,两极分化对策也应通过增长而非分配,从恢复中产阶层中寻找。

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根荣表示:“分析显示,经济增长率上升1%,收入两极分化指数下降0.57%”,并称“需要▦培育创造岗位的战略产业群▦改善企业投资环境▦通过保障平等教育机会防止贫困世袭等补充对策”。

尤其非正式职工及低薪劳动者激增是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有观点指出需要借鉴北欧、欧洲大陆国家积极的劳动与福利政策。这些国家以社会协商机构为先导,在推动劳动市场灵活化的同时,通过失业补助乃至教育培训等,帮助失业者迅速重返劳动市场。也就是构建了教育—劳动—福利相协调的“黄金三角”结构。

安教授表示:“现行福利制度停留在发钱的罗列式对策上,未能为脱贫作出贡献”,“应改为提供岗位和未来、精准给予真正需要者实惠的方式”。

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部教授罗成麟也表示:“最有效的福利政策不是对贫困层的临时补贴,而是增长与创造岗位”,“应寻找让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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