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g、Biggie(Al)、Kong”
对这些词有何共同点感到疑惑的人,大多是模拟时代型的人,或者对子女手机问题不太关心的人。这些名称是移动通信公司为18岁以下青少年推出的资费套餐名。
据说随着手机使用年龄层不断降低,如今不用说初中生,只要是小学高年级,半数以上都随身带手机。对小学生使用手机心存排斥的父母,甚至被当作不懂世事的可怜人。
在给升入初中的儿子买手机时接触到这些词后,我深切体会到模拟时代家长落后的现实认知。为了努力忽视妻子和儿子的责难目光、稍稍挽回父亲的地位,我在脑中算了算家里的通信费并对妻子说了一句,结果更加狼狈。“这么一说,我们家通信费大概13万韩元吧。好像挺多的。”话音刚落,妻子便回敬道:“别人家都20万韩元以上呢。我们家还只有一半左右。”
虽然丢了面子,但既然说起来了,我第一次梳理了一下我们家的通信费。高速互联网费一个月4万多韩元,家庭电话2万多韩元,我和妻子两部手机的费用合计6万多韩元。全部加起来约13万韩元。再加上儿子的定额制手机费1.8万韩元,每月通信费增至15万韩元。而这笔费用是像税金一样每月必须按时支出的固定开支,负担不轻。
通信费为什么这么高?对习惯了过去电话费概念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样的体感通信费。尤其是看到手机账单项目中的基本费,抵触感更大。在基站等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已大体齐备、移动通信企业也获得巨额收益的情况下,仍收取高额基本费,消费者甚至产生“自己依然是被宰的对象”的不快感。
政界和市民团体顺应这种国民情绪,将通信费问题社会议题化,高呼降费。审批通信资费的信息通信部似乎从“不搞人为降价,而是通过竞争引导资费自然下降”的方针有所后退,转向支持市民团体的氛围。
但要接近通信费用的实质,是否应从数字经济的角度重新解读体感通信费用呢?
“泛在移动”一词已不显生硬,手机成为随时随地使用的生活必需品。手机不仅存有亲友的电话号码,还能管理个人日程。不久的将来,若出现速度和画质方面最尖端的手机或互联网,不仅是电影和游戏,视频通话、教育、购物都将可以实时进行。
数字时代的通信费,如今已是家庭支出中不可或缺的必需费用。其中还包含用于休闲娱乐活动的文化及休闲费部分。业界解释称,在地铁里收看地面波广播、彼此看着脸通话、为消磨时间看电影、玩游戏,这一切都应被视为社会文化活动费用。
通信企业与其关注用户的不满或费用负担,更倾向于全力争取多一名用户、多赚一分利润。通信企业主张,这是赢者通吃的数字经济范式所带来的现实。
日益发展的数字设备与服务,其便利性和实用性提高的同时,费用负担也必然随之增加。这一费用负担是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须共同解决的长期课题。如果国民对通信费的认知与通信企业的处理方式不改变,通信费争议只能是随时可能爆发的烫手山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