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反复出现的移动电话资费下调争论中,这次似乎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解法。信息通信部表示要通过转售制度为竞争注入活力。
所谓转售制度,是指在拥有频率或网络的运营商数量必然有限的情况下,购买既有运营商义务性或自愿提供的批发商品,再销售给消费者。转售一旦活跃,运营商数量增加将促进竞争,零售资费随之降低,多样商品的出现也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转售也很契合融合化趋势。有线与无线、语音与数据、通信与广播相结合的技术正在发展。融合商品要得以开发并提供给消费者,需要一家运营商能够把多种服务打包。因转售,此前在各自领域享有垄断地位的运营商将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这样的条件由此形成。
那么,只要引入转售,这些正面效果就会出现吗?消费者选择范围会扩大、零售资费会下降、消费者家庭通信费支出会减少吗?
未必如此。关键在于转售如何引入和运营。引入转售后,批发部分与零售部分将由不同运营商承担。此时因双重加价,零售资费也可能比由一家运营商承担时更高。从转售的特性与当前的监管惯例看,转售的引入能否落到实处、其效果能否直观显现,也令人怀疑。
首先,转售就其属性而言并不容易做好。因为拥有网络的运营商可能并不希望转售。网络持有运营商对作为零售领域竞争者的转售运营商不会友善,这很容易理解。因此,如果在引入转售制度时只交由当事方自主协商,转售将难以顺利开展。
若想造就众多转售运营商进入市场并活跃竞争的局面,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网络持有运营商强制转售义务也可以是一个好方法。转售活跃后,网络持有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会活跃。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售是激活竞争的方案。当然,竞争一旦活跃,理应解除转售义务化。
接下来要强调的是,保护转售运营商本身不应成为政策目标。转售在批发价与零售价差距较大时出现,转售活跃后差距便会缩小。竞争活跃、零售领域的超额利润消失后,转售运营商自然会退出。此后市场竞争又将变得不足,由此产生超额利润,转售运营商则会再次进入。让转售运营商能够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从而对既有运营商施加竞争压力,营造这样的环境才应是政策目标。
此前政府一直受到过度强调运营商间公平性与保护后发运营商的批评。若执着于强者与弱者的逻辑、运营商间的两极化,竞争就不可能有效,资费也难以降低。批发资费的决定方式,也极为重要的是排除监管者的任意性与政治压力,透明合理地决定。
要让转售发挥理想效果,最重要的是监管惯例的变革。必须要有透明合理的制度,并需要严格执行与监督的机制。当前的监管制度非常不透明,政治考量作用很大。在模糊而任意的监管风气下,深为担忧转售的引入只会沦为激活竞争的装点门面。
政府应认识到,仅凭引入转售这一政策宣言无法自动实现竞争激活,必须营造运营商能够自主且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此,有必要认真思考更透明、更合理的监管制度与运营方式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