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15

[周四清晨] 韩朝首脑会谈应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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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南北首脑会谈以和平与经济合作为两大主题,更为实质、具体的成果仍很可能出现在经济合作领域。因为在东北亚秩序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虽然可能通过“朝鲜半岛和平宣言”等文件,以取代被评价为不足的6·15体制,但这终究难以超越象征意义。特别是9月初将举行六方会谈,而朝鲜已表明,在美国停止贸易制裁并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之前,不会为履行2·13共识采取追加措施,因此在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率先决心并提出核设施去功能化等之前,朝核问题甚至有可能完全不进入议题。

但没有理由预判朝方此前不断提出的所谓“根本问题”也会被排除在议题之外。因为包括安放金日成主席遗体的锦绣山纪念宫殿等朝鲜圣地允许韩方访朝人员自由参观的问题,以及废除国家安全法、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和西海北方界线(NLL)重新划定问题等,都有可能在后续工作会谈中被提及。因此在朝鲜半岛和平方面,我方需要有妙策:既不让首脑会谈显得是承认朝鲜拥核,同时又能在朝方提出的“根本问题”等方面把国内的反弹降至最低。特别是1992年南北协议书中明确写入的NLL重新划定问题,不仅关系渔民生计,还被视为领土问题,认为连讨论都不应进行的呼声很高,但设定共同捕鱼区或海上非军事区等替代方案也并非没有,因此备受关注。

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2000年6月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阳光政策的象征性突破口——之后的七年。撇开因会谈促成过程中的资金支援争议而使其远离国民关注这一遗憾不谈,朝方此后的举措过于有限和消极。开城工业园区的建设、离散家属视频团聚等可视为成果,但阻碍朝鲜经济增长的政策并未出现划时代转变,对朝支援也难以摆脱是在人道主义层面单方面推进的印象。韩国企业对第二次首脑会谈没有表现出特别期待,恐怕也是因为认为一味“撒钱式”支援与其说是南北和解,不过是为了选举。因此,无论朝方多么迫切地只要求简单、无条件的支援,我方都理应在构建改善投资环境的新框架上投入更多努力。正如通过开城工业园区等已广为人知的那样,通行、通信、通关手续的“三通”是必须迫切解决的首要课题。电力短缺和落后的社会基础设施同样是南北经济合作的障碍,这一点我国政府也不应忘记。

此前我方对朝投资速度虽有加快,但经济合作的大框架尚未确立,因此在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就此深入讨论显得极为自然。这也是为何有意见认为,应签订可称为一种“国家内部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南北经济合作强化约定(CEPA),就像中国与香港所签署的那样。南北都不应忘记:只有开发朝鲜境内基础设施、为其增长奠定基石,进而以南北经济共同体为目标,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朝鲜半岛和平。当然,为了及时建成南北经济合作更进一步的框架——经济共同体,朝鲜的无核化必须成为基本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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