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15

[世界中的韩国 谈GQ] 接力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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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战略性思考而盲目追随全球标准,反而可能落入‘陷阱’。必须超越模仿,创造出融合韩国优势的新模式。”

对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兼任自由企业院理事长的宋丙洛而言,全球标准是强调‘创造精神’的一种新表述的出现。宋教授提到成为全球人手机的Samsung Electronics“Anycall”,以及近几年跃升为世界级企业的韩国造船三巨头,强调在全球化潮流中成功发掘创造性战略的企业与文化,其本身就成为全球标准。他因此强调,能够实践创造精神的‘创造阶层(creative class)’的培育必然要伴随全球化潮流,尤其是作为创造阶层核心支柱的‘智库’的培育,在民间和公共部门都迫在眉睫。

同时,宋名誉教授表示:“美国的国家愿景是以国民个体层面设定的,因而能发挥力量,而我们的国家愿景中却总是缺了国民。”他要求下届政府提出以国民为中心的新国家愿景,以获得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

-有人主张参与政府之下populism式政策泛滥。

▦如果提出正确的愿景,长期来看问题是可以逐步纠正的,但纠正得过于急促,必然产生许多副作用。最重要的是培养领导者。如今我们社会的领导层中,真正有能力的人究竟有多少?英国通过世界名校伊顿公学培养高贵精神。地位显赫者的儿子也会抱着必死的决心参战。与其说某个人有问题,不如说领导力的品质、性向和方向在下降。这些都与愿景有关。这不只是参与政府的问题。需要努力把国家的品格提升到高尚而高贵的水平。

-听起来是在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足。

▦彼得·德鲁克说要奉师而活。扮演老师角色的正是智库。美国有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等众多世界级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即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它们是为进入所谓《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美国大企业服务的研究所。相反,我们在研究所平均化的过程中,连代表性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能力都相对大幅下降。大企业中,也只有三星经济研究所勉强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其他企业大幅削减了研究人员数量。智库消失是件大事。国家运营自不必说,工作的人无论做什么都要能够思考,而智库正是为此而存在的创造阶层。

Anycall、造船三巨头等发掘创造战略的成功案例 创造阶层核心支柱“智库”的培育同样迫在眉睫 国家愿景若每届政权都变,难以追求持续性 应制定以国民为中心的愿景,延续全球化推动力

-从社会矛盾的形态看,没有论争,用理念和力量强行推进的倾向十分普遍。

▦重要的是没有对策。关于保守与进步谈得太多,也存在夸大的一面。比如瑞士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保守与进步的论争上。瑞士判断生存之路在于全球竞争力,于是创办了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最近还创办了比IMD更有名的世界经济论坛(WEF)。瑞士准确抓住了要点:经济就是钱,而管理钱的是银行;而我们至今关于金融与产业资本分离的争论不断。应摆脱保守与进步的框架,走向全球竞争。企业的竞争力就是国家的竞争力,如何把企业做到最大才是关键。

-参与政府提出了东北亚金融枢纽、国家均衡发展等多项议程,但似乎没有被视为鲜明的国家愿景。

▦参与政府为落后地区推行地方均衡政策确有道理,但似乎走得太远。不如大幅放松首都圈管制,让其参与全球竞争。仅在国内分好用好的思路行不通。不可能让首尔和济州岛同样富裕。不过,可以把济州岛建成像卢森堡那样的地方。应把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创造条件让它们自行对标国外。东北亚金融枢纽回头看,也始终只有“亚洲中心”这种国家层面的愿景。就连民间研究所,一让其制定国家愿景,也只谈东亚中心国家。瑞士等欧洲国家中有哪个会这么说?他们反而以‘永久中立国’自居,姿态很低。世界已大为改变。工业化时代把阶层划分为高收入—低收入,问题在于给低收入层多分多少饼;而现在重要的是多快地培育‘创造阶层’。照过去那样做可能会垮掉。既要跟上并赢得全球竞争,就必须造就创造阶层,并进行适应全球化的阶层间分配。

-下届政府的国家愿景或议程应当是什么?

▦国家愿景的首要之义,是历经岁月也不改变的高洁价值观。这样的愿景不应只有一两个,而应持续追求下去。在这一点上,拥有世界第一国家愿景的国家正是美国。美国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确定了国民层面的高贵目标与国家愿景完全契合的国家愿景,那就是生命、自由、幸福。与我们不同,美国拥有愿景以国民个体层面设定这一巨大优势。相反,越是弱小国家,就越是没有国民,只有对国家的愿景。我们每逢政权更替,国家愿景也随时更改。芬兰、新加坡都有国家愿景。此外,美国还有所谓的德。通过基督教的十一奉献等关照弱者。相反,我们连学校发展基金都难以筹集。

-IMF外汇危机之后,全球标准一直是韩国经济的理念标尺。

▦在没有战略性思考的情况下模仿全球标准,韩国的30大企业如今减少到16家。就此而言,全球标准存在极大的陷阱。不妨比较通用汽车(GM)和丰田。象征美国模式的GM有50%的零部件自产。因为不知道零部件企业何时会倒闭、何时会因工会罢工而停产,所以提高了自产比率。但丰田仅为20%。作为子公司的零部件企业像家人或像自家生产工厂一样行动。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德国,经营者在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都须获得工会的批准。如此,美国公司是经济性组织,日本公司是人性化组织,德国公司是社会性组织,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不完备的组织。那么,美、日、德模式中该模仿哪一个?德鲁克指出,模仿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正确。应融合它们的优势与韩国的优势,打造新的企业模式。

-有人主张把全球标准变成韩国式范式。韩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有五点:融合、灵活性、创意性、风险承担(risk taking)、复原力(resilience)。我们在东西方融合方面能力很强。基本上是儒教与佛教、基督教文明的巧妙混合。目前韩国传教士已进入全球170个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那种“干到最后”的风险承担精神极强。复原力就像橡皮球砸向地面后又弹起来,我们具备从任何逆境中脱身的能力。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一切都要用‘爆发’来解释。经济增长、民主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如同爆发般的剧烈变化。

▦冷静评估的话,韩国能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从2001年起就把我们划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标准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725美元,而我们是1.5万美元。加之这里有世界三大造船企业,世界六大汽车厂商中有现代汽车。船、飞机、汽车全都能造,还有超越索尼的三星集团。而且举办了奥运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现代重工的宙斯盾舰性能比日本的更好,我们国家怎么可能是落后国家?只不过因为增长太快,是发达、中等、落后国家的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发达国家而已。一位驻乌兹别克斯坦的韩国外交官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地年轻人的梦想是坐大宇汽车、用三星集团的Anycall打电话、通过LG或三星集团的电视看韩国电视剧。

-我们内在的落后因素中最需要改善的部分是什么?

▦首先要让自由市场经济落地,其次要实现政治稳定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是三大基础条件。此外还要具备应对全球化、技术及其他偶发因素这三大外部因素的能力。特别是要把其他企业、产业和地区提升到已跻身世界最高水平的企业、产业、地区的水准。

-构建能够利用海外侨民等人才网络的体系也很紧迫。

▦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就得有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到海外看看,积累了相当财富的人很多。他们长期只在国外生活,对韩国经济和企业不太了解。美国的可口可乐、中央情报局(CIA)、肯德基等都是经济情报网。中国的炸酱面馆遍布全球。相反,我们的综合商社大多关门了,只剩下三星集团、LG、SK等。这是非常遗憾的一点。

-为实现人力资本高端化和人才培养该怎么做?

▦可以明确说的是培育综合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行政等一切都要有独创性。如果建成在社会各领域培养第一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也应建立三所像泰陵运动员村那样的大学,吸引全球专家,把教育提升到世界水平。看看日本。泡沫经济之后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但大学还没有做到。也就是说,还不能培养出可以直接投入世界级企业的人才。

◇简历

▦庆北荣州(1939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系▦任职于美洲银行(1966年)▦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待遇教授(1979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产业政策室长(1980年)▦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顾问(1985年)▦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80~2004年)▦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91年)▦首尔大学副校长(2000年)▦首尔大学名誉教授(2004年)▦自由企业院理事长(200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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