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适应新时代的企业才迎来景气回升,这就是当下日本经济的面貌。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所有行业都搭上景气循环上升周期的情形,今后都不会再有了。
“韩国和日本已到了必须积极推进结构改革、以吸引外籍劳动者和海外企业的时候。”
日本第二大民间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JRI)社长木本泰行(56岁,见照片)就老龄化现象、产业空心化、消费低迷、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等韩日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强调:“市场的走势无法倒转,但通过改革可以重新填补空白。”他强调:“政府即便强行制定规则,也总会出现规避的漏洞,结果只能是市场被扭曲”,“今后将按照适者生存的原理,开启只有适应新时代的企业才能存活的经济新局面。”
在东京千代田区的JRI东京总部与木本社长的对话主要围绕日本经济和企业,但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同步化现象以及韩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对韩国经济和企业也颇具启示意义。
——日本的景气复苏正逐步由大企业、制造业向中小企业、非制造业扩散,并由出口向内需复苏扩散,这一过程中政府是否发挥了作用?
▦目前尚难评价政府在景气复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可以说,此前小泉政府推行不扶持企业的政策,降低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度,让企业自行解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对政府而言只是因财政赤字而无力扶持,但结果上培育了企业的自生能力,这一点具有意义。
对中小企业景气,日本国内也有不少负面看法。虽说内需有所改善,但也有人指出并未达到预期。我个人认为这类看法反映的是对未能回到过去泡沫经济时代水平的失望,如果期待过去那样的繁荣景气,对当前的复苏速度必然不满。但整体景气很难回到以往水平。更确切地说,当下日本经济的面貌是: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内需,只有适应新时代的中小企业才迎来景气回升。今后不应指望景气循环中所有主体都搭上上升周期,而应看作经济按适者生存的原理迈向新局面。
——就韩国而言,您认为有让景气复苏从出口扩散到内需的办法吗?
▦事实上内需指标很难出现明显回升。日本从整体指标看,内需同样处于停滞状态。内需要持续上升,必须满足人口持续增加、经济绝对水平较低或工资水平激增等条件,而韩日两国均已不符合这些条件。换言之,有必要接受这样一个大前提:按目前状态内需不会再扩大。今后要让内需整体扩大,就需要改革国家的整体结构,比如大量引入外籍劳动者以弥补人口减少,或积极招揽海外企业。
——在韩国,反而是优秀人才外流急剧增加。
▦日本也在发生静悄悄的人才外流。虽然规模尚不大,但对教育或社会封闭性感到不满的高端人才已在把目光转向海外。不过人才外流本身从长期角度看也可以正面看待。例如海外留学生增多,会自然起到调节国内无法解决的外语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效果。高端人才流向海外,恰恰反证国内存在相应问题,因此需要努力改善。从企业角度看,营造能让人有趣地工作的舞台,才是吸引全球人才之道。
——制造业空心化也在加剧。据说日本还出现了海外投资企业回流的现象。
▦本质上应当认为,日本也不会发生产业“回流”。一旦开始的海外扩张潮流很难倒转。因此,要填补空心化留下的空缺,与其费力让已经流向海外的产业回流,不如寻求用其他产业填补空位的办法。例如激活养老护理等国内服务业,或在地方培育不受地点限制的软件开发产业,都是有代表性的方案。比如地方人口减少、岗位减少,人力成本自然下降。相反,在企业涌入的中国,人力成本逐渐上升,日元贬值也加重了成本负担。那么,与中国相比,在国内地方开展业务对企业反而可能更有利。物理距离不构成大问题的信息技术(IT)产业,以及面向老龄社会的养老护理相关业务等,填补企业外迁留下空缺的效果会很大。当然,为此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
——经历“失去的十年”后,日本的劳动市场似乎已相当灵活。
▦在经历一系列困难的过程中,日本人对雇佣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把上一流大学、进大企业、不断升迁视为最高价值的单一思维结构,已因大企业招聘骤减和裁员而崩塌。由于对曾被期待提供安稳雇佣的大企业感到失望,日本正在形成另一种雇佣方式、另一种价值观。最近随着景气好转、大批高龄人口即将退休,担忧人力不足的大企业正热衷于招揽人才,但价值观不会逆转。
——韩国和日本的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都很严重。
▦原则上在非正规职问题上也应优先市场原理,但现实是政策上又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因为仅依赖市场原理,变化可能过度;而以政策制定规则,则可能扭曲市场。比如韩国《非正规职保护法》中关于合同制雇佣满两年须转为正规职的规定,我个人无法赞同,因为它总会催生规避的漏洞,从而扭曲最初的立法宗旨。
日本也有人主张政府应提高非正规职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或提高非正规职的最低工资,但都遇到了现实困难。在既要与现实保持平衡、又要化解非正规职问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很难提出一般性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首先应引入包括正规职和非正规职在内的多样化雇佣形态,并适用共同的社会保障,使雇佣市场更具灵活性。
——您认为中国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对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而言,内需市场并无特别意义。因为海外和国内同样都是企业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地理上邻近,且在多重意义上仍是未开发市场,无论作为生产基地还是销售市场,都是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
当然,预计数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但若撇开政治影响、纯从经济层面看,我认为无需过分看重单纯的规模扩大。即便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我也不认为其在竞争力方面会威胁日本。适应市场的时点越晚,竞争力差距只会越拉大,从这一点看,我预计未来至少十年日本企业的技术实力与中国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您认为今后拉动日本经济的产业是什么?
▦短期内只能依赖既有产业。政府希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但现实中并未出现能替代现有汽车或电气电子的产业。比如虽说日本的动画产业在海外备受瞩目,但从实际创造现金的经济效果看,无法超越汽车产业。
服务业作为增长动力确实潜力很大,但要大规模培育服务业,老龄社会的日本服务提供人力绝对不足构成制约因素。今后如果外籍劳动力流入活跃、服务提供人力不足问题得到解决,包括养老护理在内的服务业也可能成长为相当大的规模。
——有人指出,日本过去为消除经济泡沫而实施的紧缩政策导致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对于应对资产价格暴涨的韩国货币当局,您有何建议?
▦韩国能从日本泡沫经济中获得的教训是:当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最重要的是在初期就加以控制。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内需扩大演变为房地产开发热潮,形成了泡沫,而初期对此忽视的结果,是不得不承受极大的痛苦。如果在过热景气的初期就踩下刹车,痛感本会轻微得多。
韩国的情况并未像过去的日本那样出现巨大的房地产投资杠杆。日本是以信用取得的银行贷款购入土地,再以此为担保取得贷款反复投资,因这种杠杆形成了泡沫;而韩国并未发生如此极端的杠杆,且银行规模相对不大,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较低。不过,泡沫忧虑被提出本身,就意味着韩国也更需要及早应对以抑制过热。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从现在这个能把创伤降到最低的时点起,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紧缩应对。
——最后,如果要对“韩国股份公司”的经营提出咨询建议?
▦韩国需要解决的课题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分离。韩国企业若要持续成长,就需要所有与经营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透明度提升和开放式经营。以日本的丰田为例,这家公司固然是丰田家族的企业,但家族持股并不多,而且已连续三代把经营交给专业经营者。相反,韩国的大企业实际上是由创始人家族持股并经营。
但这并不是全盘否定所有者家族的作用。丰田的实际经营虽由专业经营者负责,但创始家族发挥着象征性的凝聚核心作用。比如即便美国资本买入丰田部分持股,也没有人担心丰田会落入美资之手。当然这不是说丰田就绝对好,但企业的所有与经营分离无疑是韩国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简历
▦1949年出生
▦1971年 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1971年 进入住友银行
▦1988年 住友银行伦敦分行副分行长
▦1991年 该行欧洲营业部副部长
▦1995年 该行横滨分行行长
▦1996年 该行美洲总部美洲统管部长
▦1997年 该行国际统管部长
▦2002年 三井住友银行常务兼欧洲总部长
▦2003年 欧洲三井住友银行社长
▦2005年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专务
▦2006年 日本综合研究所代表董事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