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危机论的本质,并不是像外汇危机时那样的眼前危机。由于老龄化,韩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2019年将跌至1~2%。因此必须在那之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危机的本质正在于此。”
“金融产业培育的方向错了。仅靠金融成为主力产业是不行的。它应成为能够支撑制造业的基础设施产业。从这一点看,金融与产业分离政策是错误的。金产分离的结果是(金融机构的资金没有流向制造业)只在助推泡沫。”
“在扩充增长动力方面,选择与集中很重要。未来的趋势是老龄化与气候变化。让我们集中于与此相关的生命、环境、能源产业。”
Seoul Economic Daily迎来创刊47周年,邀请汉阳大学经济金融系教授罗成麟与三星经济研究所副社长郑文建,以“如何打造下一代增长动力”为主题举行了特别对谈。在对谈中,罗教授与郑副社长就成为时代话题的下一代增长动力扩充提出了上述主张。
潜在增长率下滑是韩国经济危机的本质
能否进入发达国家取决于未来10年
郑副社长还表示:“从扩充增长动力的历史看,英美式是由市场主导,而亚洲式是国家主导、企业跟随。”他说:“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一直纠缠于过去的政府,现在应重新掌握扩充增长动力的主导权。”
▦郑文建副社长=参与政府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2%。对此有“太低”“已经足够”等各种说法,先从增长潜力问题谈起吧。
▦罗成麟教授=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4.8~5%左右,但过去4年我国经济事实上未能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或仅勉强够线。在亚洲竞争国家中也是最低的。而且4.2%也不是政府做得好的结果。是在政府拖后腿的情况下,靠企业的艰苦努力才实现的。如果政府稍微做得好一点,成绩会更好。
▦郑副社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评价是主观的。就像杯中水有一半,看的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因此不妨这样来看。过去5年4%的增长真的能令人满意吗?过去5年世界经济处于超级繁荣期。发达国家也实现了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长。日本、欧洲摆脱了低迷,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那我们如何呢?过去5年是韩国最大的出口繁荣期。出口比80年代中后期的“三低”繁荣期还要好。三低繁荣期出口两位数增长的记录也只有连续3年。而最近5年出口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率。尽管如此,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仍停留在4%区间。若是这样的状况,换在过去实现两位数增长率的可能性很大。但出口走强未能带动内需等。这真是令人遗憾之处。
▦罗教授=未能实现正常增长,原因之一也是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引领国家经济的下一代增长动力,今后也是严重的问题。
▦郑副社长=未能找到下一代增长动力,并非只是企业的责任。这是政府、企业等整个国家的责任。确保增长动力需要对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进行先行投资等,是极为艰难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增长动力的形成,可分为英美式与亚洲式。英美式以市场为中心。看美国产业史或20世纪初的汽车产业等,对未来技术的先行投资、商品开发、新商品市场形成等都由市场主导。而亚洲式的增长动力形成一直由国家主导。仅看我国,过去由政府主导制定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随后国家主导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但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由政府主导准备增长动力已显现出局限。外汇危机后,政府忙于动员巨额公共资金处理不良资产。企业则侧重于消化过去的过度投资、确保财务健全性。此外,过去在国家主导培育下一代增长引擎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金融,如今出现了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只倾向零售金融的现象。
▦罗教授=只要有利可图,即使有风险也要投资,这才是企业。连战场都会去,为什么做不到呢?问题在于政府管制。出资总额限制制度、有关金融产业的法律等政府管制正在拖累投资。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也很大。参与政府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反企业情绪。只要政府对企业存在不信任,就难以认为我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再加上劳资关系也不稳定,这也是阻碍投资的一大原因。
下一代增长动力领域很多。但由于政府的错误政策而未能培育。通信与广播融合的IP TV就是代表。技术5年前就已开发,却因错误政策而虚度时光。政府只是实现了商用化,却围绕相关管制争执不下,白白浪费时间。金融也是如此。我国现在虽然落后,但从国民性看,这是真正能做好的领域。然而金产法在拖后腿。由于我们无法拥有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外国资本进来掌控了金融。金融产业是下一代的饭碗产业之一,却因管制而无法做大。
▦郑副社长=有必要好好看看我国IT产业成为国家增长动力的过程。特别是成功实现商用化的码分多址(CDMA)技术最具代表性。对单个企业层面无法承担的不确定部分的投资,由国家来做。此后三星集团、LG等与政府合作,在全球首次成功实现CDMA技术商用化。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回顾现政府在这方面付出了多少努力。政府在外汇危机后的过去10年里,最初5年忙于清理过去的不良资产,之后则只致力于化解两极分化等。归根结底,有必要反问是否忽视了由国家主导培育下一代增长动力。
▦罗教授=大企业是能够引领下一代增长的主要主体。然而与其发挥其长处,却只顾通过治理结构问题等加以抑制。明明是全球化时代,却只在计较国内市场的垄断与寡头。
金融难以成为主力产业……应重新考虑“金产分离”
需要一次性解除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等的“管制大爆炸”
▦郑副社长=培育下一代增长产业也要有选择与集中。必须准确判断未来10年要集中于何处。未来的趋势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即“老龄化”与“气候变化”。未来10年,发达国家大多将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人比重上升,相关产业也必然发展。生物人工器官等生命、医疗相关产业就是一例。伴随气候变化的环境、能源产业也是如此。对于没有石油等赋存资源的我们来说,这是应集中发力的产业领域。有必要集中于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商用化。因此发达国家已在加快相关产业的开发。
如果说过去IT产业是引领韩国的增长动力,那么接下来就应在生命相关产业、环境与能源领域寻找未来的增长动力。水也很重要。因气候变化而来的缺水时代必将到来。这些领域不正是应当攻占的未来愿景吗?
▦罗教授=即便是外国的能源,也可以通过购买石油开采权等充分变成我们的。但现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以目前石油公社的体制存在局限。因为是公社组织,不愿承担风险。归根结底必须打造新的企业形态。要么民营化,要么彻底改变公司结构。
▦郑副社长=在找不到下一代增长动力的同时,出现了三明治危机论等各种危机论。日本正在跨越90年代的失落时代,以制造业为中心复活。而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0%以上。日本以技术牵制韩国,中国则在快速追赶我们。可谓夹在日本和中国之间。
从汇率结构看也能看出韩国企业的三明治处境,东北亚三国货币对美元的价值已回到外汇危机前的水平。1997年日元为135日元。看当时的情况,此前为80日元,一年半内急剧贬值。相反,我们为了守住1美元800韩元,导致汇率均衡崩溃。外汇危机后韩元曾贬值,但最近持续升值。由于汇率(韩元走强),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突破危机的内部能力正在变弱。
▦罗教授=财界谈到的危机有两个。第一是三明治论,第二是下滑的增长潜力。预计2010年以后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出头。增长潜力将进一步下滑,2019年以后进入老龄社会之后将跌至1~2%区间。因此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进入发达国家。如果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前的2019年以前没能成为发达国家,就根本无法走向发达国家。这就是危机。危机论的主体并不是眼前的危机。像1997年外汇危机那样的危机不会到来。中长期危机才是危机。归根结底必须提高增长潜力,而为此需要结构改革。现政府的改革是面向过去的改革。企业和学者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必须是面向未来的改革,需要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那种改革。
▦郑副社长=要摆脱三明治处境,必须让韩国经济体系正常运转。必须形成出口增长带动内需扩散与投资活跃的体系。为此必须大幅废除企业相关管制。为提高企业透明度而引入的制度大多是企业治理结构相关管制,而这些管制对企业束缚过紧。甚至有很多制度比美国的制度还要超前。这些制度正在抑制韩国企业的活力。有必要从零点重新审视企业相关管制。行政管制或抑制首都圈投资等与程序相关的管制也很多。现在正是需要把这些管制汇总起来一次性解除的管制大爆炸的时候。
▦罗教授=过去10多年一直在谈放宽管制,但管制反而增加了。虽然有被取消的管制,但也有新增的,结果更多了。首都圈管制就是代表。理由是首都圈过于膨胀,即便通过管制也要让企业向地方转移,但其他国家并非如此。它们通过选择与集中培育首都圈竞争力,同时带动地方。而我们的现实不正是既压制了首都圈竞争力,也未能培育地方竞争力吗?
通过与新产业结合为制造业寻找突破口
韩国唯一的资源是人,必须解除大学“三不制”
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金产法等企业管制也需要转变认识,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只看国内市场来评价垄断与寡头是有问题的。从资产规模看,三星集团所有子公司加起来也小于丰田一家企业。必须正视这一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高成本结构并不是唯一原因。劳资关系不稳定也是一大因素。虽说要保护非正规职,但并未保护到,只是加剧了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性。应朝着雇用灵活化、同时扩大福利的方向发展。工资增长速度也应放缓。
一提产业结构高度化,就有人说要放弃制造业、只寻找新增长动力,这是错误的想法。制造业是绝不能放弃的领域。日本的竞争力正是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是必须持续做大的领域。日本不仅在钢铁、造船等中间技术产业,在一般机械、通信机械、半导体、光学机械等高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制造业也十分发达。它们正通过既有制造业与新增长产业的结合实现发展。
以日本为例,曾走向海外的企业正在回流。这应作为他山之石。有必要关注日本企业回归的原因。日本产业的IT与BT等技术早已在融合、复合化。为此形成了产业集群。此外日本的工资与劳资关系稳定。工会清醒了。员工的心态变了。他们认识到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保护自己的岗位。政府放宽了企业管制,废除了工厂限制法、工厂再布局促进法等。再加上汇率也稳定。所以日本企业正在回流。可谓三拍齐备。
▦郑副社长=今后新崛起的产业呈现为IT与BT以及传统制造业的复合。风力发电是IT与传统制造业的复合。生物领域也是如此。要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必须培育并发展新领域,但这存在局限。因此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战略,那就是积极尝试企业间结合。对于来自外国的敌意并购要保护我们的企业,但也应营造积极鼓励正常并购的经营环境。
为确保增长动力,人力资源的供给也是重要问题。以2009年为顶点,此后25~65岁的经济活动人口将减少。归根结底,这里再次凸显的是建立能够供给适当人力的教育体系。未来的人力供需以及如何适应新的技术环境,都与教育体系改革直接相关。大学不仅要改善治理结构与行政体系,还要通过选择与集中培养全球人才。大学财政也需要大幅加强。当然也应赋予学生选拔自主权。还必须摆脱小学、初中、高中教育中的一律平准化。
▦罗教授=我同感。我国的资源只有人。提高潜在增长率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归根结底是人的数量与质量。我们的人口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全球竞争中需要的是各领域精英的竞争力。一国的精英能否战胜别国的精英很重要。让我们拥有别国所没有的技术等,归根结底也要靠精英。教育平准化制度实行约40年了,副作用却在扩大。人的质量不是更加下降了吗?特别要重新考虑三不制度。中等教育必须改为既提高效率又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大学教育必须强化自主性。为培育世界一流大学,有必要使大学财政稳固。在首尔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年度预算相差5倍以上的情况下,不能只批评首尔大学进不了世界百强大学。为了充分确保财源,也需要对捐资入学制进行前瞻性研究。
▦郑副社长=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对金融产业的误解与真相。有主张认为我们也应像美国、英国那样把金融产业培育成主导增长的产业。英国是以金融产业为中心实现增长的代表性国家。伦敦金融城的竞争力由此而来。它通过金钱游戏创造附加价值,维持发达国家地位。相反制造业已空心化。
在那样的国家,金融产业是重要的主力产业。但在并非如此的大多数国家,金融产业是基础设施产业。它本身不是主力增长产业,而是支撑制造业增长的基础设施产业。亚洲国家尤其如此。仅看日本,没有制造业扎实的竞争力,它就无法进入发达国家。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背后,有发挥基础设施功能的金融产业。
关于金产分离政策是否合适的讨论焦点也源于此。与美国、英国不同,有必要看看金产分离原则是否适合没有传统金融资本的亚洲国家。只要彻底做好透明性、健全性监管就可以。是抛弃“英美式制度是最大的善”这种错觉的时候了。如今金融与产业脱节,只在制造泡沫。
“产、政、研合力,再造‘CDMA神话’之时”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由国家主导准备增长动力的做法实际上消失了。”
三星经济研究所副社长郑文建强调,正如过去那样,未来的增长动力只有国家、研究所、企业三位一体才能打造。与拥有市场主导产业发展范式的美国、英国不同,拥有国家主导经济发展历史的韩国,“国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举出实例称:“需要像移动通信电话方式的CDMA商用化那样的神话。”他解释说,回顾那个时期就能看到打造增长动力的答案。
事实上,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商用化的成功,被记忆为使曾是移动通信落后国的“韩国”屹立于世界的一大伟业。
在国内首次引入移动通信的1984年,我们不仅没有自主机型,用户也仅有2658人。名副其实是移动通信落后国。但当时政府出面了。在从外国公司高通引进成败尚不确定的CDMA原始技术后,通过与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以及三星集团、LG等企业的合作,尝试商用化。从1989年起经过7年努力,终于在1996年SK电讯在仁川、富川开始商用服务,神话由此拉开帷幕。这是1996年在全球率先商用化成功的时刻。当时世界市场以GSM前身的时分多址(TDMA)为主流。
由于技术转让困难,我国采取了由国家主导引进原始技术并实现商用化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奏效了。CDMA是高通作为军事技术开发的,这也成为国内技术人员打破“无法向民间部门商用化”这一既有认知的契机。随后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等受韩国CDMA成功的鼓舞而采用这一方式,在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增长至20%。CDMA商用化的成功不仅带动了相关通信设备的活跃,还通过培育相关产业对产业经济作出巨大贡献。ETRI推算,仅CDMA自1996年起创造的生产诱发效果就将达到数百万亿韩元。此外也为Samsung Electronics、LG电子等国内终端企业在世界市场获得接近30%的占有率提供了契机。归根结底,全球首次CDMA商用化成为韩国崛起为移动通信强国的决定性契机。
问题在于,国家主导打造增长动力的脉络实际上在CDMA之后中断了。靠政府与企业合作取得成功的CDMA经验,未能扩散到IT以外的其他产业。此外,即便IT通过产、官、研的共同努力成功开发了技术,也存在受相关法规束缚而多年不见天日的情况。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部教授罗成麟指出:“IP TV等是我们最早开发出来的,却因广播通信融合相关法案或机构改革的分歧而一直在睡大觉。”
郑副社长表示:“政府发布下一代有前景的技术群,并不意味着市场就会形成。”他说:“在预测未来趋势之后,政府与企业、研究所通过选择与集中的共同努力来培育市场,这才是打造增长动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