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今后10年实现高增长,是最紧迫的课题。”
在日本经济学界罕见地被各方公认为“韩国专家”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深川由起子(49岁,见图)表示:“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趋势和企业潜力,韩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顶峰(peak)。”她说:“在还有增长余力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全力冲刺增长。”
她说:“韩国的全球性企业正发挥出最佳能力。”同时直言批评:“相反,参与政府以强力压制市场,推出在理念上偏向的政策,制造出房地产泡沫、就业恶化等大量副作用。”言下之意是,由于未能抓住增长机会,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给予高度评价。
在位于东京新宿区西早稻田校区的研究室接受采访时,深川教授通篇表达了对参与政府经济政策的遗憾和对韩国经济的忧虑。深川教授还把重建被破坏的经济与外交,列为韩国下届总统的首要课题。
她向在全球化时代中前行的韩国传递的信息是:“要创造出像韩流那样别人无法模仿的独创性附加价值。”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快速增长的全球市场中,韩国要确保竞争力,这位日本的韩国专家深川教授建议:“要发挥韩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制造只有韩国才有的产品,如果因为眼前收益下降就着手裁员,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前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您给卢武铉政权打了30分的低分。在政权末年的当下,若对参与政府作总体评价?
▦在经济政策方面无法给高分。我认为韩国在企业潜力和人口结构上,目前已达到顶峰状态。虽然最近三星集团遇到困难,但韩国的全球性企业正发挥出最佳能力。问题在于这种势头未能扩散到其他企业和整体经济,其原因的一部分应归于政府。参与政府从执政初期就因行政首都迁移问题、房地产投机热潮等问题浮现,政策可信度下降,企业投资也不得不萎缩。结果在经济上,我评价卢武铉政权反而比金大中政权有所后退。
在政治上,从经历了总有一天必须经历的试错这一点看,我给予肯定评价。只是参与政府未能包容多元价值观,存在一味偏向进步主义的问题。现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失败,我认为也源于这种偏向的视角。在经济领域,不重视市场这一对手,政府试图以强力压制,结果形成房地产泡沫、就业恶化等副作用。在外交上,过于偏重对朝政策,可以说对美、对日关系恶化了。当然,任期还剩约6个月,我认为还不到作最终评价的阶段。
——韩国下届总统最应重视的政策课题是什么?
▦现政府陷入困境的部分,即经济与外交的重建应被优先考虑。目前韩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不算很差,但与教育相扣的就业问题已相当严重。巨额的教育投资未被利用,造成巨大浪费,过度高学历化导致劳动市场与产业界失衡,就业市场未能正常循环。就业市场的梗阻在今后老龄化推进后可能引发大问题,因此下届政权应集中于改善40岁以下年轻群体就业市场的经济政策。
在外交方面,仅被朝鲜束缚的既有政策也是得不偿失。朝鲜问题虽是全球关注的议题,但也不是韩国单靠自身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即便为了朝鲜的软着陆,韩国也有必要不仅与美国,还要与中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巩固友好关系。
——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推进了与韩国外汇危机后10年类似的结构改革,日本的改革对韩国有何启示?
▦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监督下推进改革,形成了美国式改革就是全球标准的认识。相反,日本认识到“我们无法成为美国”,在改革过程中仍保留了不放弃的部分。比如在就业方面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没有抛弃既有的长期雇用战略。两极分化问题没有像韩国那样成为政治议题,原因也可以说在于日本没有遵循“别人的逻辑”。
韩国虽然也是别无选择,但在就业方面表现出超过IMF要求的过度反应。韩国按照即便在美国国内也算特殊社会的纽约华尔街的逻辑,极端地摧毁了既有的稳定雇用,我认为并没有必要做到那种程度。
归根结底,日本与韩国结构改革的差异在于,日本没有照搬别人的逻辑,而是在自己能够认同的范围内非常缓慢地变化。结果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在持续变化。如今在日本,认为公务员是最安稳职业的年轻人并不多。但韩国如何呢?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韩国的未来只会黯淡。
——日本因长期萧条,国家财政承受巨大负担。韩国也因福利财政增加等,令人担忧财政赤字扩大。
▦在韩国财政负担方面最令人担忧的是医疗保险。如果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养老金问题会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但就目前而言最严重的是医疗费问题。韩国到50多岁后期就退休,与此前靠储蓄或家人照料来应付医疗负担不同,今后如果不从结构上增加税收、充分积累医疗保险费,问题将无法解决。
不过韩国的负债没有日本那么大,财政负担要轻得多。韩国当下紧迫的课题是,在尚有余力时尽可能实现经济高增长。我认为韩国经济今后约10年还有增长余力,在这段时间内应最大限度地加快增长速度。
——充裕的流动性使韩国资产价格暴涨,泡沫争论也随之出现,解决之道应在何处寻找?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企业扩大设备投资,使资金健康地被吸收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资金流向设备投资、企业竞争力提高后,牵引韩国经济的企业层也会更加厚实,经济将拥有更稳定的结构。
现在的韩国经济可以说是只有三星、浦项集团等部分全球性企业牵引经济的、所谓经济层很薄的不稳定结构。企业应充分发挥力量,形成不仅包括部分大企业、还延伸到风险企业的牵引经济的厚实层次。这些大企业也应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现在可以说是过于重视效率与收益,只重视股东权利,未能尽到创造就业、解决劳资问题等作为企业的责任。结果,应支撑厚实层次的中小企业未能得到培育,劳资纠纷频发,造成社会负担。
——日本的景气复苏周期正在长期化,相反韩国对景气复苏势头短期化的担忧很高。
▦一言以蔽之,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的不确定性。韩国把发达国家长时间才实现的增长压缩在短期内完成,因此问题也压缩式地出现。结果政府推出同时踩油门和刹车的混乱政策,景气也因此反复摇摆。
事实上,与维持15年景气扩张局面的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周期也不能算长。恰好结构改革成果显现的时期与团块世代的退休期相叠加,推动了景气复苏,但从今后数年起将正式背负老龄化的负担,因此日本若要维持景气复苏势头,今后5~6年内也必须再经历一次结构改革。
——对韩日自由贸易协定(FTA),乃至东北亚经济共同合作体的前景怎么看?
▦韩国与日本市场的整合已在推进。随日元贵值下跌而激增的韩国购物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韩日FTA的签署,将是两国政府对事实上已实现的市场整合作事后认可的程序。
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也是无论如何都必然实现的步骤。问题在于整合顺序,按常理推测,应是整合障碍最少的韩国与日本,接着是韩国与中国,最后是日本与中国。韩中日同时FTA的构想也曾由韩方提出,但考虑到三国相互间谈判项目的差异和利害关系等,现实中不可能实现。
——日本过去也曾出现企业接连向海外拓展,而韩国的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也在加深。
▦应致力于创造只有在韩国才能造出的附加价值。日本的情况是以零部件数量多、技术复杂的产业实现差异化,围绕汽车产业、环境设备、医疗器械、核电等形成市场。也就是重视安全性与精密性的产业。
韩国也应寻找只有韩国才能做的事。比如“韩流”就是代表性例子。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利用韩国的人力资源独立创造出来。可以被模仿的、不含韩国独有附加价值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在与中国的价格竞争中落败。
问题在于韩国因IMF危机的过度学习效应,只考虑眼前收益,不重视孕育韩国式附加价值的动力——人力资源。因此一旦收益下降就立刻先裁减人员,这样很难创造出韩国式的附加价值。
看看转型为精致全球化企业的日产,与固执保持地方企业固有方式的丰田,日产追不上丰田的原因,归根结底可以说在于别人无法模仿的丰田固有文化和独特价值。
——最后,对韩国企业和政府有何建议?
▦今后企业应追求韩国人能够共鸣的价值观。美国有开拓者精神与挑战精神这种共同价值观,日本则可以说把重视克服困境的共同价值观与产业连接起来。韩国没有这样共同的“形象”。企业应正视社会,把韩国人特有的倾向创造为独有的附加价值。
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不妨碍民间部门。应尽可能停留在辅助民间的位置,积极履行签署FTA等赋予政府的独有职能。特别是在与各地区签署FTA方面,只有比中国或日本先行一步,才能确保竞争力。
简历
▦58年生于东京
▦8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
▦87年韩国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90年长银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95年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学硕士
▦98年修完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98年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助教授
▦2003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部教授
▦2006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韩国先进国经济论》《经济开发与民间资本:东亚的经验与启示》《从日本看东亚合作的意义》《东亚持续高增长的条件(合著)》等
▦曾任外汇审议会审议委员、内阁府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全球愿景小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委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