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31 | 최형욱 기자

【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特别策划】专访:前韩国银行行长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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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 创刊特别策划] 特别专访:朴升 前韩国银行行长 对谈:李镕雄 副局长待遇经济部部长 yyong@sed.co.kr“迈向先进化的捷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意识革命”只顾自己和自家过好日子而挣扎 共同体意识严重不足国民收入增加了,但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却在下降需通过财产回馈社会、志愿服务等积累社会公共财社会领导层应积极践行“贵族义务”

整理=崔亨旭 记者 choihuk@sed.co.kr

“迈向先进化的捷径不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意识革命。”

朴升(71岁·见图)前韩国银行行长表示:“韩国之所以生活水平不如发达国家,并非因为物质匮乏,而是因为意识落后。”他强调要形成公民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在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47周年之际进行的特别专访中,他就“韩国为何迟迟迈不过跻身发达国家的门槛”给出了根本性的答案。

数十年来历任大学教授、建设部长官、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官等职,作为韩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元老,他对国家改造战略的洞察力贯穿整场访谈。朴前行长诊断称:“凭借工业化的成功,国民收入已与发达国家相近,但教育、休憩空间、社会保障、秩序等社会公共财没有积累起来,生活质量因而低下”,“个人富裕,社会贫穷”。

他说:“我们也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只为自己和家人过好日子而挣扎,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先进化”,“应摆脱只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子或不动产视为资产的观念,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财产回馈社会、社会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储蓄的积累”。

他尤其强调“贵族义务”(社会领导层的道德义务或率先垂范)。他表示,要实现意识革命,领导层和有产者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但正如反对强化不动产保有税所显现的那样,他们对共同富裕的方案态度消极,对此深感遗憾。

去年3月结束韩国银行行长任期的朴前行长,曾在今年1月3日以新年专访形式首次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独家采访时表示:“现在(摆脱了公职的负担)我要对韩国社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当时他曾痛斥“只有摆脱以不动产为中心的社会,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一次他则围绕意识革命,对跻身发达国家之路作出了犀利诊断。与Seoul Economic Daily的访谈于27日在朴前行长居住了40年的首尔恩平区葛岘洞水国寺入口处的住宅中进行。

——我国跻身发达国家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意识的落后。如今我们生活不如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大米、衣服、电视、汽车这类物质不足。只要有钱个人就能解决的个人财问题,已通过此前的工业化得到解决。交通、居住环境、教育、医疗、休憩空间、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社会公共财的不足,才是跻身发达国家的障碍因素。社会公共财不是靠个人,而是要靠社会集体解决,但越是工业化,反而越有可能恶化。环境破坏就是一例。要解决公共财问题,国民必须摆脱利己主义,改革意识以形成共同体意识。我国工业化是成功的,但由于意识落后,先进化处境极为艰难。

——人们常认为只要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就能成为发达国家。

▦并非如此。需要的是国民生活的先进化。即便收入相同,生活在舒适环境和良好秩序中的人与不是这样的人,生活质量截然不同。人均国民收入可以增长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在像现在这样国民缺乏共同体意识、社会公共财不足的情况下,国民生活的先进化无法实现。就这一点而言,我国正走向“高收入、低生活”的国家。

——您的意思是,即使个人收入增加、成为富人,没有意识改革也无法实现先进化?

▦是的。我国国民个人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贫穷。尤其在个人资产方面,韩国人还更多。在国外生活富裕的人来到韩国,也很难买下一套公寓。在收入方面,发达国家的工资比韩国高,但扣除税金和保险后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处于同一水平。问题在于个人富裕而社会贫穷。发达国家是个人贫穷而社会富裕。

社会公共财正是社会财产。它通过税收、社会保险费、遗产回馈社会、各类捐款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储蓄积累起来。发达国家的储蓄中80%是社会储蓄、20%是个人储蓄,韩国则相反。韩国人个人储蓄多,但社会财产少,因而国民生活无法实现先进化。

——您说社会储蓄和社会财产的不足是先进化的障碍,这是为何产生的?

▦因为意识落后。过去绝对贫困的年代,国民生活的问题是大米、衣服这类个人财。由于个人可以解决,所以即使别人贫穷,我一个人也能过好。但在今天的先进化阶段,问题是社会公共财。必须明确认识到,由于需要社会共同解决,已进入无法只靠自己一个人过好的时代。韩国人至今仍只为自己和家人过好日子而挣扎。这表现为共同体意识的缺乏。

如今我国国民在置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拥有世界第一的热情。相反,对交通秩序、社会秩序等让整个社会都能共存的方案却漠不关心,这就是现实。先进化的必要条件是物质与精神的均衡发展。摆脱物质是发达国家、意识是落后国家的两极化现象,转变为高收入、高意识国家至关重要。今天的先进化,其必要条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意识革命。

——国民的意识教育应如何进行?

▦首先,每一位国民都要重新确立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转变价值观。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建立在所谓普遍个人主义之上,即在整体社会利益的框架内追求个人利益。我国则建立在所谓集团利己主义或人脉主义之上,即在整体社会中只追求自己和家人、血缘、地缘、学缘等极少部分群体的利益。

因此韩国人持有“护着自己人”的价值观。属于自家、血缘、地缘等特定群体的人,无论做得好还是不好都要偏袒。集团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可能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由于对整个社会具有排他、封闭、歧视的特征,因而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

1999年,日本人池原满在《抱着被打死的决心写下的韩国、韩国人批判》一书中批评说,韩国人的收入是1万美元,而意识水平只有100美元。他说韩国人不守秩序、只爱自己的孩子,我认为这些话有必要虚心倾听。

——您认为韩国人的财产观也存在偏差吗?

▦是有偏差。人们认为道路、学校、公园、清洁空气等社会财产不是自己的资产,只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子、不动产、存款视为自己的资产。对税金、保险费、年金缴纳这类社会储蓄,则觉得是被剥夺,因而回避。这种财产观必须改变。此外,人们把自己创造的财产全部继承给子女,而不回馈社会。

西方社会基本上奉行财产当代制。美国富豪中,靠继承而成为富豪的只有10%。世界第一、第二的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把一半以上的财产回馈社会。普通市民也不只留给子女,而是把财产回馈大学等社会公共设施。而且只要有时间,就通过社会志愿服务参与社会储蓄的积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把社会财产看得与自己的资产一样,并把个人财产不仅留给子女、也回馈社会,从而转变财产观。

——对教育的国民意识应如何纠正?

▦教育是典型的公共财。个人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得办学校,与别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然而人们却以个人方式解决公共财,由此产生问题。不愿缴纳教育税,却教育热情高涨,想通过私教育把孩子送进好大学。如果把庞大的私教育费用以教育税、回馈学校等形式返还给教育,我们的教育问题早就解决了。

只要不纠正这种扭曲的教育观,无论哪个政府制定什么政策,都无法解决教育问题。韩国的子女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人头地的教育。把孩子送进好学校,让他们享受富贵荣华。在教育过程中,鼓励的不是协作精神,而是竞争心和利己主义。必须像发达国家那样,把出人头地的教育转变为公民教育。应把重点放在培养服务社会的优秀公民上。

——仅从总统选举来看,我国似乎过度强调竞争体系。

▦这是因为教育观有误。发达国家的孩子遇到不认识的人会愉快地打招呼。他们把所有人都当作朋友。而我们首先学到的是把陌生人当作敌人、加以警惕。不教对社会的服务和协作精神,而教竞争、排他和斗争精神。这在短期内对把个人培养成第一名是有效的。但对发展整个社会而言是癌症式的做法,对个人成长而言长期也是低效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在校期间很优秀,但毕业后就放弃学习,因而沦为差生。医生也是一样。

——您说需要意识革命,那么是否也必须伴随国民的生活教育?

▦当然。需要共同体意识。例如,把追思设施视为嫌恶设施而加以反对,这种观念首先就要纠正。发达国家的公共墓地不就在市中心或村庄正中吗?周边的房价因为紧邻公园反而更贵。发达国家把死亡看作生的延长线,而我们却把死亡看作污秽、可怕、应当远离的东西。

在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活动全世界最兴盛的韩国,竟有这样的意识,实在无法理解。此外,要对问路的人诚实作答,没有人把自家垃圾丢到别人家门前,也没有人从车窗往外扔烟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共同改变社会,就必须有举报精神。发达国家的国民把举报社会上的不当行为、出庭作相关案件的证人视为公民理所当然的义务。我们则是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躲开了事。

——企业文化应如何改变?

▦企业文化和劳工运动也必须具备社会共同体意识。企业必须摆脱不择手段积累财富并世袭的姿态。必须坚守社会道德性和透明性。劳工运动也应摆脱只考虑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战斗方式,转向提高生产率与改善劳动者福利并行的方向。

——实现意识革命的方案是什么?

▦必须解决物质先进、精神落后的两极化现象。这一现象产生于物质可以压缩式增长、而意识难以如此。若放任不管,解决将遥遥无期。第一,政府和国会要修改法律和制度,进行制度性改革。要在鼓励、支持共同体意识,规制、惩戒反社会意识的方向上执行法律和行政。要对集团利己主义严正有力地应对,通过行使公权力确立社会公共秩序。第二,政府要以财政为媒介,在扩充社会储蓄和社会公共财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第三,有必要开展全民性的国民运动。需要领导层的率先垂范和媒体的积极作用。

——有人说我国几乎没有“贵族义务”。社会上对特定群体的责难多于对全体国民,而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

▦我也这么看。意识革命绝对需要领导层、既得利益阶层和有产者的引领作用。我们的既得利益阶层只关注自身阶层的利益。我从没见过富裕阶层赞成强化不动产保有税。对综合不动产税的反对,意味着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群体的利益。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反对美国部分人推动的废除遗产税运动。问其原因,他们说为了守护资本主义体制,有产阶层必须为被边缘化的阶层发声。否则就会产生反资本主义意识,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崩塌。

——先进化过程的障碍中,经济本身的因素是什么?

▦在先进化中,物质与精神是同一体的两面。经济增长与意识先进化同等必要。我并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强调的是,现阶段经济走在前面、意识落在后面,寻求均衡是当务之急。

在经济层面,为实现先进化必须确保全产业的竞争力。要最大化开放体制的利益,打造在全世界名列第一的产业。为此必须彻底排除和纠正削弱竞争力的因素。例如过度的工资上涨、劳动的僵化、让新万金工程停滞长达10年的过度诉求宣泄、因不动产价格上涨导致的社会高成本现象等,都要加以纠正,全力投入技术开发与降低成本。

朴前行长近况 与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回归“完全的自然人” 以读书、旅行、运动度日

在发达国家,退休后5至10年被称为人生的黄金期(golden age)。

因为对于为晚年做好准备的人来说,这是健康、时间、人与钱四者齐备的唯一时段。在首尔恩平区葛岘洞独立住宅中见到的朴升前韩国银行行长,其状态正是普通人羡慕的“幸福晚年”。

朴前行长1961年进入韩国银行后,历任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官、建设部长官、大韩住宅公社理事长等,遍历学界、企业、青瓦台和公务员社会,是韩国经济的活见证。他自己也说:“这是只有在开发时代才可能出现的人生轨迹,今后很难再有了。”

去年6月31日,在韩国银行行长离任仪式上,或许是因为结束45年社会生活的感慨,他一度红了眼眶。但正如退休时所承诺的那样,他回归“完全的自然人”,以读书、旅行、运动、陪孙辈玩耍等方式享受晚年生活。偶尔接受采访,但对现实问题保持距离。

他最近在读的书是《解放前后史的再认识》。这本书认为80年代在野运动圈的教科书《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偏向,从殖民地时期到60年代,对亲日与民族主义、韩国战争、李承晚政府等的历史性质重新作出界定。他解释说:“因为想以经济学者的立场,重新审视我国近现代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

退休后他尤其上瘾的是旅行。5月他为领取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访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顺便游览了当地景点并探访朋友。最近还去了日本北海道和东南亚。今年夏天计划与家人去济州岛度假,并与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去日本。

因为不想给韩国银行添负担,他不去位于江南的韩国银行顾问室,但经常与在职和离职员工见面。健康方面,他每周打一两次高尔夫(博基级水平),并通过散步和健身保持体力。他笑容满面地说:“当韩国银行行长时体重增加了10公斤、达到73公斤,现在又回到63公斤”,“感觉比在职时还忙”。

◇简历

▦1936年生于全北金堤 ▦里里工业高中、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61年进入韩国银行 ▦76~2001年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86年金融货币运营委员 ▦88年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官 ▦88~89年建设部长官 ▦93~96年大韩住宅公社理事长 ▦97年交通开发研究院理事长 ▦2001年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民间委员长 ▦2002~2006年韩国银行行长

录入时间:2007/07/31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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