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超越日本,2050年达到欧盟(EU)水平。”这是韩国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对印度经济未来的展望。
刚刚超过韩国、位列世界第11位的印度经济,冲击顶峰的动力是高素质人力资源。11.7亿这一庞大人口中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世界最佳工科大学的印度理工学院(IIT)的毕业生,令跨国企业争抢不已。
这里出现一个疑问:“以前人口也很多,为何发展迟缓?”答案在于折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体制。“连大米都由国家负责”的尼赫鲁式社会主义、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管制,是把印度困在低增长中的原因。
沉睡的印度走上增长轨道,始于1991年7月24日采纳“新产业政策”。在拉吉夫·甘地被刺的混乱中,继任总理拉奥断然推行的经济改革,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化。与独立(1947年)以来先后五次推进的此前“新经济”不同,这次几乎抹去了社会主义色彩。
印度接受市场体系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集团崩溃导致出口骤减,经济困难到面临外汇危机的程度。海湾战争后美国崛起为唯一超级大国,第三世界的存在意义也随之褪色,于是舍政治而择经济,这就是新产业政策。
新经济政策16年。印度已从世界经济的不及格生蜕变为优等生。增长率、物价、失业率、外汇储备等所有指标大幅改善。印度的成长或许是向18世纪之前的回归——因为在那之前,最富有的国家正是印度和中国。历史果真会重复吗?在世界经济汹涌重组的格局中,韩国的立足之地在哪里?令人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