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1:2004年10月。全球最大金融公司、美国花旗集团因在日本以变通手法开展私人银行(PB)业务,4家分行被处以业务停止。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CEO)查尔斯·普林斯在东京举行记者会,为金融丑闻低头致歉。
#场景2:2007年4月。花旗集团以9200亿日元(约7万2000亿韩元)收购日本第三大券商日兴考迪尔。这家因财务造假而濒临破产的公司,以高出市场价值26%的价格售出。这是外国企业收购日本金融机构的最大规模金额。
#场景3:2007年7月。花旗集团宣布花旗银行在东京证券交易所(TSE)上市的计划。普林斯CEO描绘蓝图称:“将把花旗银行的分行数量增加一倍,把日本打造为全球增长基础的据点。”
花旗集团为何在三年前的屈辱之后,仍通过企业收购与股市上市等展开进攻性的业务扩张?原因在于经历“失去的十年”后重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所拥有的无限增长可能性。但更大的原因或许是放松管制及由此带来的业务便利性等看不见的附带效应。这种氛围,从近来涌向日本的海外资本案例中可以清晰感知。
花旗集团在2003年收购韩国韩美银行后立即将其退市。外国企业收购韩国国内企业后使其退市,已成为常识。因为普遍认为,退市所获利益大于维持上市。韩国国内监管机构对外国资本的封闭性与偏见,为他们所熟知。花旗集团在日本采取与韩国截然相反的做法,恐怕也正因如此。
花旗集团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32万7000名员工的顶尖金融集团。仅凭花旗银行有意在日本股市上市这一事实,日本在亚洲金融中心竞争中就已大幅领先韩国。普林斯CEO所说的“花旗集团若上市,将成为吸引大型跨国企业进入东京股市、提升东京股市国际地位的契机”,值得韩国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