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大王在《训民正音》例义篇开篇留下了一句名言:“国之语音,异乎中国……”,明确指出我们语言的句法结构不同于汉语的“主语+动词+宾语”型,而是“主语+宾语+动词”型。
这归根结底是说“我们的认知体系与汉族不同”,而这又意味着“塑造了韩国人这种认知体系的生态生业史胎盘与汉族不同”。我们应密切关注世宗这种本质层面的问题意识。一言以蔽之,只要正确复原韩民族游牧胎盘史,中国的东北工程就会自然被克服——世宗大王这一弥赛亚式的预言,早在560多年前就已昭示于天下。
如今绝不是可以毫无定见、目标、方向与方案都不明确,只像对症疗法那样一味作百货商店式罗列、散漫地摆开研究摊子、争着安插自己人的安逸时局。唯有对此大彻大悟,韩民族史的生路才会显现;而它得以存活,作为那一历史进程中所设计出的结果体,我们的自我认识才能真正获得呼吸的通道。
对中国东北工程的应对方式,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西北游牧胎盘史复原工程。唯有它在科学性或共生层面的良心问题上胜于中国的那一工程,才能找到解开问题的线索。
大体而言,韩语句法结构一类的语言,是以有组织的“广域少数”机动力为特征的游牧生业胎盘史的产物。汉语或英语一类的语言,则相对是以“狭域多数”集约力为特征的农耕生业胎盘史的产物。此外,以世界最大的草原—泰加林—苔原地带为舞台形成的北欧亚各游牧种族,几乎无一例外地共有以与其种族生存生态相关的某种野兽为祖先的“兽祖传说”,这并不奇怪。
如果白头山老虎与西伯利亚虎在生态遗传学上相连,是因为从高原向高原迁移生活的野兽的生态特性,那么白头山朝鲜族在人种和文化上主要与更遥远的寒冷高原干燥地带乌拉尔·阿尔泰原住民相连、而非与邻近中原的汉族相连,其原因也就可以明白了。中原的西北地带因险峻山岳与沙漠,被隔断于人类生产文化的发源地西亚,长期作为欧亚巨大的文化孤岛而存在。与此不同,韩民族胎盘史主要以东西轴形成等温带、并在游牧机动力加持下的西伯利亚—白头大干路线为背景,极早便接受了生产文化的洗礼。
在寒冷高原干燥地带这一畜牧恶劣条件下发展为特殊畜牧的游牧,展开为驯鹿游牧与骑马羊游牧——是否自觉到这一点,正是复原韩民族游牧胎盘史的核心钥匙。
以广域生态为背景的游牧史研究,直到今天的信息技术(IT)、生物技术(BT)时代才逢其时。正如在苔原—草原—泰加林这片“海洋”上没有骑乘用牲畜便无法往来生存,汽车也只有在有加油站的旷野才能奔驰,驯鹿与羊也各自须有草场才能游牧。驯鹿的牧草——“鲜”之苔藓主要自生于北极海一侧的苔原至森林苔原,而羊草则在南西伯利亚至太平洋一侧的蒙古圈生长良好。当然,如今的朝鲜半岛既没有苔藓,也没有羊草,也没有游牧。这是因为如15世纪以前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从游牧圈迁来的统治集团主导地经营了历史。羊性情温顺,自石器时代起就已可能被游牧家畜化,但骑马才能在草原上进行的羊游牧,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为凶悍的马套上金属马衔,才得以大规模经营。
“朝鲜”和“高句丽”都是斯基泰·西伯利亚语中与驯鹿或驯鹿草场相关的本土语名称。高度驯化驯鹿的槁离族与西来的铁器文化相结合,飞跃为骑马羊游牧,以呼伦贝尔蒙古草原为子宫,创立了兼容牧农的东北亚古代游牧帝国。因此,韩民族胎盘史中的头盔与冠帽区别于汉族农耕圈,主要以“角与羽毛”来装饰。
一切研究都应装填上溯至朝鲜与高句丽驯鹿游牧胎盘史复原的火药,并只瞄准成就这一目标的靶心而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