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于短期业绩的经营层的急躁,以及同事们尖锐的目光,实在难以承受。”
5年前以极高年薪和绩效奖金被国内财阀集团主力子公司挖来、曾令周围人羡慕的L研究委员(常务级),如今陷入了难言的苦恼。他向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队坦言的近期心境是“正在认真考虑跳槽”。这位被公认为国内顶级“明星级人才”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L研究委员的考验始于去年年底。当时公司决定中止他倾注热情研究的项目(目标为2010年前完成)。他坦言:“(项目被中止后)有种悬在空中的感觉”,“同事们那种把我看作‘拿薪水的贼’的冷漠眼光,实在难以承受”。
◇“三个窝囊兄弟”的嫉妒=曾在国内大企业任职后离职、完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课程并进入诺基亚总部的金成俊(38岁)表示:“韩国的人才在组织内必须经受‘三个窝囊兄弟’的考验。”
他所说的三个窝囊兄弟是指:▦陷入短期业绩主义的经营层 ▦死守年功序列的中层干部 ▦被同质化的年轻员工。
“经营层既然给了核心人才优厚待遇,就期待马上有新产品出来并转化为收益。中层干部为适应绩效奖金、团队制等变化了的组织文化,对同事和下属采取排斥姿态。他们担心下属会赶超上来而战战兢兢的样子,看着都让人难受。”
也就是说,国内企业即便挖来“全球人才”,也等不到他们扎根;而本应帮助他们落地的中层干部,反而向他们投以“牵制与嫉视”。
金某接着说: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新入职员工起就被强加的同质化企业文化。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样成绩入职,按企业文化在3年内也必然会分化出A级人才和D级人才,但在国内现实中,承认这一点的地方事实上一个也没有。”
一言以蔽之,就是讨厌像豆芽桶里的豆芽那样被对待。
庆熙大学教授金相国对此强调:“所谓核心人才,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为整个组织确保未来增长基础的能力”,“根据企业或组织的情况,短期业绩可能极为重要,但即便在那种状况下也不能放弃的,是‘为了看得更远、做好准备’而用好人才”。
◇年薪100亿韩元(?)的梦醒了=Samsung Electronics的高管每年3月底都会犯心病。随着董事年度报酬上限确定,各类网络站点的讨论区就会热起来。
今年也有报道称Samsung Electronics高管的平均年薪为183亿韩元,网民们纷纷留下嫉妒的评论。
一位外籍首席执行官(CEO)看到我们社会对Samsung Electronics高管年薪的反应,表示难以理解。他讽刺道:“(Samsung Electronics高管年薪)只是按会计准则确定董事年度报酬上限而已,实际并没有拿那么多,却闹得沸沸扬扬”,“即便实际支付了100亿韩元以上的年薪,按业绩给予的报酬也不该成为嫉妒的对象”。
有观点指出,为确保全球人才的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但在国内,人们仍然不认为对人才所创造的成果(或预期成果)的报酬处于“适当水平”。
大韩商工会议所常务李贤锡表示:“‘表兄弟买了地就心里不舒服’式的嫉视,会在组织内造成全球人才无法充分发挥能力的氛围”,“正因如此,韩国社会究竟能不能出现100亿韩元年薪,令人怀疑”。
外汇危机之后曾炫耀年薪10亿韩元、20亿韩元的证券界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最近都销声匿迹了。他们都去哪了?其中大部分人已走出嫉视与牵制的藩篱,自行寻找生存之道。
曾任D投信资产运用组长的P某这样解释离职原因:“绩效奖金要承担36%的税率负担,这已经很难承受,但最重要的是组织内的牵制压缩了行动半径。”目前独立运作一只小型私募基金的P某表示:“风险变大了,但心里真的轻松。”
嘴上高喊“人才争夺战”,而内心却抱着无法接受“比我强的人”的偏颇视角,只要这种观念支配现实世界,期待“明星诞生”就不过是空想。
[附加小专栏] 不要买(Buy)能力,要培养(Make)能力
为把内部反弹降至最低并解决人才不足,越来越多企业在运营自行培养定制型人才的项目。因为事实上很难找到对所有国家或企业都通用的核心人才。
索尼从2000年10月起,为培养“10年后的社长”而运营员工教育设施“索尼大学(Sony University)”。在这里,只对16万名员工中将承担索尼未来的人进行锤炼。
世界级信用卡公司维萨(VISA)有约10%的员工被划为核心人才并接受特别管理。由专责高管一对一负责的专业、系统化管理项目,在同事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公开进行。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里·菲佛指出,企业或国家的核心人才管理若一味坚持外部引进,可能与组织文化产生脱节。菲佛教授表示:“对招聘明星级人才过度自信,有可能打击组织成员的积极性”,“需要内部人才培养与外部人才引进相平衡的人才战略”。
L研究委员的案例直接展示了围绕全球核心人才的韩国国内条件如何。
当然,尽管为少数,也有像L研究委员那样领取与芬兰、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薪酬的人才。但若仔细审视他们的内部情况,会发现被巨额年薪掩盖而看不见的另一些问题。东西大学教授郑完永表示:“即便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报酬,韩国的人才也只能陷入子女教育、老后规划等韩国社会所背负的‘45岁退休’、‘56岁离岗’之类的困境”,“再加上把按能力给予报酬看作只有特权阶层才享有的二分法社会认知,正在把全球人才往外推”。
“生活质量比年薪更重要” 研发中心迁向江南
“我领悟到,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比年薪更重要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生活质量。”
今年5~6月为招聘研发(R&D)人力而走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名门工科院校的Doosan Infracore首席技术官(CTO)金德中,经历了尴尬的一幕。
金副社长抵达美国时还以为留学生的主要关心点会是年薪问题。但出席企业说明会的留学生们,关心的却是金副社长未曾想到的问题。
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清一色与生活质量相关:“研究所在什么地方”“教育、交通等生活条件好不好”等。
结束繁忙行程、在回国的飞机上,金副社长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把仁川中央研究所迁往龙仁水枝。
大企业的研发中心正在向江南聚集。这看似与总部迁往地方、生产工厂迁往首都圈以外地区的趋势相反,但对渴求研发人才的大企业而言,这是无可奈何的苦肉之策。
LG电子将投资2600亿韩元,到2009年2月在首尔良才洞建成规模3.8万坪的研究所“瑞草R&D园区”。该研究所2009年竣工后将进行数码复合机与家庭网络、存储相关研究。LG电子还把分散在京畿道平泽、安养等地的移动终端研究所整合到属于江南圈的首尔加山洞。
该公司迁移研发中心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不是首尔,尤其不是从教育开始各类基础设施齐备的江南,就无法吸引全球人才。同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在起作用:若把研发中心继续留在地方,优秀人才可能会被以相对有利的水原为基地的Samsung Electronics全部抢走。
Samsung Electronics干脆把总部迁至瑞草大楼,将水原厂区内各总括研究所纳入江南生活圈。Samsung Electronics厂区所在的器兴、华城等地以及员工公寓所在的龙仁,已被纳入江南生活圈。
主要集团的人事负责人表示,企业研发中心迁往江南并非单纯的贪心,而是为解人才之渴而打井的性质。
一位大企业人事负责人强调:“今后如果国内不具备核心人才想要的基础设施,研发中心也可能迁往海外”,“对人才的待遇不只是企业一家的责任,也是政府和社会的份内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