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大学招生问题,政府与各大学正剑拔弩张。连总统都出面说了一句,结果像捅了蜂窝一样吵得不可开交。本质不知去了哪里,只剩下枝节,演变成完全不同的议题。双方主张如同三维空间中互相错开的直线,毫无交点,只在空中划过。问题的核心果真只在“大学招生”本身吗?若把大学招生设定为大学与政府两个轴,问题核心会更加清晰。
首先,大学的立场是为选拔更优秀的学生,应实行大学自己的“本考试”。然而若反问:大学所主张的更“优秀的学生”标准是什么?仅凭一次本考试果真能选出那种“优秀”学生吗?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如今大学面临的其他课题,远比招生问题重要得多。
当下我们生活在如光速般急剧变化的时代。过去十年间,我们既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事态”,也出色地举办了世界杯盛会并获得新的自信。其间“信息社会”的概念得以普及,权威主义与既得利益势力没落,我们也目睹了新平等主义诞生的时刻。在全球范围内,地区间、国家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欧洲为对抗美国重生为一个庞大的国家(EU)。
另一方面,基因解码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把人类引向前所未有的“惊人的新世界集团”。对于如此动态变化的社会,我们的大学果真具备了自信地培养承担并引领“未来”的人才的准备与能力吗?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大学至少要走在社会变化之前,果真如此吗?这正是比招生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的原因。
大学应通过展望未来十年的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构想能够规划未来的课题,并培养能解决这些课题的人才。例如,通过东北亚共同体实现永久和平与繁荣的构想,最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制度,通过经济发展设计可持续的未来,以及明智解决信息技术(IT)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及人性变化的方案等。解答这些多样课题,正是21世纪大学的角色与使命。
为实现这一点,首先需要从大学内部谋求并践行变革的努力。这种变革当然要从摆脱“专家的私心”和所谓学者的“悠然自得”开始。
如今成为问题的另一个轴,即政府主张的“校内成绩反映”,看来问题同样不在其本身,而在于源头。大学所要的优秀人才,大概应兼备挑战并解决前述各种问题的创造性、多元思维以及出色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一次“难”的本考试,记录高中三年生活的“校内成绩”更重要的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问题在于,那个“校内成绩”只不过是被划分为若干等级的“数字”。这种“无信息”的校内成绩,对大学当局者而言无疑是相当令人泄气的资料。若按政府要求“积极”予以反映,反而可能出现违背学生选拔原则的情况。
若“出色的校内成绩信息”只有在正常教育下才可能,那么答案最终还是回到“公共教育正常化”。为了消除年幼学生在学校睡觉、晚上在补习班瞪大眼睛的所谓“私教育弊端”,公共教育正常化也必须实现。若政府只出资相当于国民省吃俭用筹措的私教育费的十分之一,运用IT技术与系统,并利用互联网、手机以及电视等多种媒介,我认为“公共教育正常化”数年内必能实现。
招生争论,难道不腻吗?如今大学与政府不该相互冲突,而应“联手”,把考生所希望的方案放在首位考虑,我认为这才是今年解决该问题的钥匙。不过,通过“大学招生”这面镜子让双方相互映照问题本质,或许也是本次“争议”的收获。即便现在,也是大学回到本位解决为大学本职使命而“变革”的课题、政府回到本位解决谋求公共教育正常化方案的课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