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工伤事故不仅是劳动者个人与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角度看也极为重要。但不幸的是,我国的工伤事故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竞争国家。
最有效减少工伤的方式,应是积累劳资双方安全意识这一无形资产。此类安全文化的扎根与发展需要长期的耐心。然而我国的工伤预防政策却以短期成果为目标,坚持以强化雇主责任为核心的规制型政策基调。
韩国的产业安全保健法自1983年实施以来,不加批判地沿袭日本相关法令并以其为基本框架。且每当安全保健问题成为社会议题时,便援用欧洲或美国类似法令中以规制为中心的条款,朝着强化雇主处罚的方向不断恶性循环。
现行产业安全保健相关法令,即便不计下位规定的政府公告及例规,条款也多达1000条,繁杂而庞大。这种以规制和处罚为中心的安全保健政策虽在短期内带来了工伤率的明显下降,却留下了不少副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70%以上的工伤事故发生在设施与人力薄弱的50人以下中小微企业。在此情况下,却制定并执行连大企业都难以遵守的笼统而一律的规制政策。
因此,中小企业遵守规制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企业则将其视为不合理或重复规制,对政府政策表现出不信任。
在产业高度化、专门化的21世纪社会,无法体现行业差异与规模差异的现行规制型安全保健预防政策,必然显露明显的局限。
经营界并不否认在产业安全领域国家政策介入与规制的必要性,但认为有必要努力合理设定规制,并构建能够有所选择、有所集中的体系。
因为当下正是需要更有效分配有限安全保健资源的政策智慧的时期。






